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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聶文娟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

疫情之下的中美意識形態競爭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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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發的這場新冠疫情讓全人類都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對危機的應對呈現差異時,一場圍繞疫情的政治鬥爭也隨即開始,與此同時,意識形態之爭也隨之而來。基於疫情的特殊性和嚴峻性,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也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特徵,為未來的兩國關係走向敲響了警鐘。

在政治鬥爭場域中,意識形態總是為一定利益服務的。要深入分析中美競爭中的意識形態之爭,就需要回答兩個問題:意識形態是為哪種政治利益服務的?它以什麼樣的觀念形式呈現的?依此,我們可以看出,近年美國同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本質上具有三種模式。

首先是民族霸權主義模式,它最終服務於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霸權主義目標。20世紀冷戰期間尤其是冷戰後,美國借“自由”“民主”之名,謀求建立鞏固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以至於美國的霸權主義常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霸權”。在中美關係中,美國也借“自由”“民主”之名採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動。但脫去意識形態外衣,其內部矛盾即刻呈現: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和一個認同美國領導的威權中國哪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當前中美關係不斷出現矛盾,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不符合自由民主的價值規範,還是因為中國的實力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利益?

其次是經濟民族主義模式,它最終服務於美國的經濟利益目標。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奉行經濟民族主義,這與前任奧巴馬政府以及目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所奉行的美國霸權主義有一定的聯繫,但也存在重大差異。“美國霸權”概念的外延大於經濟範疇,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換言之,霸權地位並不必然給美國帶來經濟收益,在某些時候,它甚至需要犧牲經濟收益來換取政治或軍事收益。而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措施恰恰是專註於美國的經濟收益,客觀而言,這是美國當前實力相對下降的必然結果。拜登的政策反映的是美國正在消逝的霸權情懷,特朗普卻向美國人展示美國的權力現實。當美國的權力利益發生變化,它所藉助的意識形態外衣也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終結,美國推出了所謂的“公平貿易”。他們並不在乎美國是不是扛着“自由”“民主”大旗,不在乎其他國家是否“自由”“民主”,也不在意其他國家是否覺得美國“自由”“民主”,他們看重的是美國應得的經濟收益,是貿易順差,是就業崗位。中國搶奪了美國人的飯碗,所以要反對中國。這是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視閾下中美競爭的邏輯延伸。

第三是民族主義認同模式,它服務於美國的自我認同目標。在新冠疫情下的中美意識形態鬥爭中,美國追求的利益並不完全是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也不是美國的經濟收益,而是要應對美國的自我認同危機。

疫情暴發之初,特朗普政府竭盡全力淡化疫情的嚴重性,試圖在大選之年保經濟,保選票。對特朗普政府來說,疫情控制不力,特朗普不一定敗選,但拯救不了美國經濟,特朗普一定敗選。當疫情越來越嚴峻時,特朗普政府不得出來應對,但這時美國社會更多的問題接連暴露出來。面對幾十萬確診病人需要救治,醫療器材卻供應不足,反應出美國工業空心化的硬傷。上千萬失業大軍等着領救濟,反映出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掣肘和指責推諉,反映出美國政府效能和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

更為嚴峻的是,美國面對這些基本問題存在着一種制度無力感。在民主社會中,美國無法遏制金融資本主義在社會內的膨脹,無法對自身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刮骨療傷,以形成金融與工業的優化互補。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加劇,以及新技術帶來的失業大軍,美國政府在國家-市場、國家-社會的互動模式下面臨著結構性制約。顯然,隨着經濟發展和新問題新矛盾的出現,任何社會制度都需要進行改革,疫情加劇了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但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還未找到答案。拜登的政策被人指責為“舊瓶裝新酒”,是一種“修修補補”,特朗普雖然被基辛格譽為“標誌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但新時代要往哪個方向走,特朗普政府也並未提供出具有遠見性的答案。

疫情在深層次上動搖了美國乃至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價值文化和制度優越感,美國人內心深處始終無法面對一個現實:民主的燈塔竟然在某些方面需要向中共威權政府學習!在此情境下,美國的自我認同發生動搖,白宮對中國的指責抹黑與其說是為了給特朗普政府開脫,倒不如說是為了自我認同而戰,這將成為超越美國兩黨政治的政治正確,不指責中國,就意味着間接承認美國的不足。民族主義認同的中美競爭邏輯簡單粗暴:因為是中國,所以我反對;世衛組織肯定中國,所以我反對世衛組織;CNN正面報道中國,所以我反對CNN。

顯然,疫情之下的民族主義認同意識形態大大惡化了中美的政治環境,雙方妥協合作的空間急速變窄。對中國而言,不回應美國的民族主義挑戰,中國將面臨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壓力;回應美國的挑戰,則註定是一場雙輸的戰爭,而且整個國際社會也將受損。展望未來,中美關係的合作之路也會因為疫情期間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鬥爭而更為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