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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對抗不是應對「美國之困」的良策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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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示威抗議運動是對特朗普總統執政能力的又一次考驗。非洲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點燃了人們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與該國“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怒火,而這場示威抗議之所以在短短十餘天內演變為1968年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刺以來美國國內最嚴重的內亂,特朗普本人的確難辭其咎。

首先,面對這場悲劇,特朗普未能給予受害者應有的同情,他僅與弗洛伊德家人進行了十分短暫的通話,而後者根本沒有得到表達不滿和訴求的機會。其次,特朗普不願態度鮮明地譴責這一“謀殺”背後的種族主義問題,他深知自己的選民基本盤是中下層白人,他對“白人至上主義”的認同是發自內心的。第三,面對憤怒的示威抗議民眾,特朗普沒有儘力撫慰,反而不斷用激烈言辭“火上澆油”,甚至試圖通過煽動仇恨和對抗謀取政治利益。

引起更大爭議的是,在已經部署數萬國民警衛隊隊員的情況下,特朗普要求美國軍隊對示威抗議民眾進行鎮壓。此舉遭到國防部長埃斯珀等軍方領導人的明確反對,他們不希望軍隊將美國民眾當作敵人,更不願軍隊淪為一種“政治工具”。無疑,對於美國民主體制而言,軍隊保持“非政治性”至為關鍵。不容忽視的是,美軍內部其實也存在種族主義問題。據統計,美軍19%的現役士兵是非洲裔美國人,但他們只佔軍官數量的9%。針對士兵使用“邦聯旗”等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行為,美國海軍陸戰隊近日發佈了禁令,足見這類問題的嚴重性。

如今,越來越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種族主義問題引發的亂局,而是一場民主和憲政層面的危機。特朗普對總統權力的濫用、國會對白宮缺乏有力的制衡以及一種“非自由主義民主”的浮現,讓很多美國人感到憂心。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瑟夫·拜登指責特朗普製造分裂和仇恨,宣稱“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國家的靈魂,我們必須打敗他”。紐約州長安德魯·科莫對特朗普試圖動用軍隊平息示威嗤之以鼻,並直言特朗普已經成為“美國生活方式”面臨的最大威脅。

特朗普的做法在共和黨內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批評浪潮。前總統小布殊等眾多共和黨人公開表達了不滿和憂心,呼籲“是時候反思美國的系統性失敗了”。正如共和黨資深政治人士、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所言,特朗普是對民主的威脅,總統的所作所為已經偏離了美國憲法。鮑威爾明確表示他將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投票支持拜登。此外,曾在特朗普政府擔任國防部長的詹姆斯·馬蒂斯以異常強烈的口吻斥責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見到的第一位不試圖團結美國人民的總統,甚至連假裝嘗試一下都不願意,相反,他還要分裂我們”。

除了要面對來自美國國內的批評,特朗普的做法在國際社會也引發眾怒。英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國都有大批民眾走上街頭,反對種族主義惡行,對美國的示威抗議運動進行道義支持。白宮對弗洛伊德之死的錯誤應對加劇了美歐之間不斷擴大的價值觀隔閡,歐盟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委婉地批評了特朗普“極具爭議性的政治風格”。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和專家認為弗洛伊德之死是“現代種族恐怖私刑”。弗洛伊德家人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民權組織都敦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此展開調查,即便美國已經在2018年宣布退出該組織。

國際社會對特朗普政府的不滿還來自於其對弱者的霸凌主義,而這是基於白人和西方的優越感。特朗普曾公開稱非洲國家是“糞坑國家”,他還多次針對女性出言不遜,並對穆斯林、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等採取飽受批評的政策舉措。弗洛伊德之死令整個非洲大陸陷入憤怒,非盟委員會主席穆薩·法基·穆罕默德敦促美國政府“加大力度確保消除一切種族歧視”。為了轉移矛盾,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指責津巴布韋是美國國內騷亂的“幕後黑手”,然而這種做法只帶來對特朗普政府的更多嘲諷。

總之,特朗普對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引發的大規模示威抗議的應對十分拙劣,如同他對美國疫情的不當處理一樣,其執政能力的低下已是無可辯駁。2016年他可以藉助煽動對抗和分裂走進白宮,但如今,對特朗普的這一政治策略,人們已經出現了“審丑疲勞”。無論是疫情還是這次內亂,美國普通民眾為特朗普的“治理之弊”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代價。

值得強調的是,特朗普政府還試圖在國際事務上煽動對抗和分裂,尤其是不遺餘力地對中國進行打壓。這種加劇大國關係緊張、逼迫他國“選邊站隊”的做法勢必讓更多國家民眾付出代價。特朗普以及白宮高官們應當做出反省,搞對抗絕不是解決美國內外挑戰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