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吳白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美國的「病」還有治嗎?

2020-06-17
596d059bfc7e93cc5b8b4568.jpg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對人類的一場大考。令人沒想到的是,作為“學霸”的美國幾乎交出白卷,其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竟然佔到全球總量的1/3。過去一周來,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更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疫情、重啟經濟、民權、黨爭、輿情等多重訴求相互疊加,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

對此,美國有識之士哀嘆“這個國家病了,而且病情越來越嚴重”。德國總理默克爾直言不諱,認為美國的問題在於“貧富差距太嚴重”。其實,貧富差距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自然的伴生現象。20世紀初,美國貧困人口約有1000萬(佔總人口不到1/8),那時社會關係的緊張程度可以想見。但是美國終究沒有發生全面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改良緩解了階級矛盾。戰後美國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增長率9%,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居民住房、醫療、交通、文娛等開支已超出吃、穿等基本開支的近一倍。然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中產階級總人數下降,多數人收入水平不增反降,社會結構由“橄欖型”回到“啞鈴型”。2011年秋天,美國爆發了持續半年、波及各地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今在全美各地上演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正是其歷史的回聲。面對周期越來越短的社會反抗現象,美國的制度糾偏機製為何一再失靈呢?在各種可能的解釋中,我認為有三個主要原因,且具有不可逆性:

首先,經濟結構上內虛趨勢加重,社會分配的“蛋糕”難以做大。近30年來的經濟全球化是以互聯網技術與產業鏈水平化分佈為特徵的,美國資本在主導、獲利的同時,也給本國經濟埋下了空心化的陷阱。大規模產業外移使美國核心競爭力轉向技術研發、金融服務等全球價值鏈頂端,對外貨物貿易收益減少,同時也造成一般製造業萎縮及其吸納就業能力的下降,其社會後果必然是一方面不斷推高美國財富的集中度,另一方面持續收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遇通道。更有甚者,由於聯邦財政多年入不敷出,債務率居高不下(預計2020年將高達152%),美國政府只能優先保經濟增長和照顧龍頭企業,社會福利開支只能忝列其後,二次分配的制度調節空間受到嚴重壓縮。

其次,國防開支佔比不斷攀升,把美國財政赤字的窟窿越捅越大。在虛擬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時代,金融業和美元霸權是美國的“命根子“,其全球信譽主要靠美國軍事霸權來支撐。這就造成一條緊密勾連的利益鏈,各大財團、軍工複合體乃至科技研發機構、智庫等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想方設法製造安全假想敵,甚至不時遊說官方開動戰爭機器。結果是,金融霸權和連年征戰給少數人帶去不義之財,卻不斷“燒”掉美國百姓的福祉。

最後和更重要的是,美國政治實踐嚴重“走板”,背離其制度設計者的“初心”。據普利斯頓大學的調查顯示,“無論某項議案的民眾支持率為30%或100%,均不影響它在國會通過或被否決。換言之,國會立法已同其民意代表功能日益分離”。事實背後的真相是,每個議員任職期間要用70%精力為連選籌款,平均每天需籌到4.5萬美元,而籌款對象只限於企業巨頭、利益集團,後者僅佔美國人口總數的0.05%。政治為有錢人說話和辦事,而關涉普羅大眾民生的貧困、醫療、住房、環境等議題只能靠邊站。如此循環往複,更造成美國社會階層鴻溝不斷擴大,制度妥協餘地越來越小,國家決策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漸行漸遠。

曾幾何時,人們用“荷蘭病”、“拉美病”形容某種決策短視造成經濟結構長期失衡的可悲現象。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敢用“美國病”一詞來定義我們正在經歷的深刻事變。在美國官方長期營造的對外話語權籠罩下,即使看出美國生病的諸多端倪,善良的人們仍不免對其“自我糾錯能力”抱有幻想。美國之病還有沒有治?現實表明,社會利益愈益固化導致政治體制僵化,使得自上而下的變革愈加不可能。而自下而上的變革最終要由美國人民來推動。“上帝保佑美利堅”,人民才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