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正式凍結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是忍無可忍而不得不做的反應，更是澳大利亞「自我實現的預言」。

北京大學教授王輯思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大衛·蘭普頓認為，阿拉斯加對話給中美關係現狀提出了新的問題。強硬的措辭、各自不同的處理方式以及對話結束後聯合聲明的缺失，可能預示着一種新的外交風格。但對於兩國來說，什麼才是更重要的？是成為全球超級大國，還是集中力量應對貧困、疾病和氣候變化等威脅？「太平洋對話」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請兩位教授就此展開辯論，並請他們回答了有關「太平洋共同體」倡議的問題。

就參與國際組織來說，大國的目標並不十分清晰。中美兩國是會爭奪影響力，還是能夠培養合作的機會？只有後者才有助於推進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拜登政府把當今的地緣政治定義為民主與專制的衝突，其風險是既會讓美國的對手更強大，也會削弱美國的盟友。這種「我們對抗他們」的做法將使我們無法應對共同的全球挑戰。

兩國工商界有責任更多地站出來發聲，為促進中美溝通發揮作用。大國基於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險的，工商界有責任為建立保障兩國經貿穩定合作的法律基礎多做貢獻。

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另一種聲音體現了更為精密的設計，有可能在對華戰略評估中產生影響。它同時說明美國在對華強硬過程中是有成本下線的。

近年來，日本保持平衡的做法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為安撫強大的鄰國中國和長期的盟友兼保護國美國，東京微妙的平衡變得日漸難以維持。

多邊主義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多邊主義不應是實現獨家目標的手段。作為世界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中歐通力合作將是多邊主義的勝利。

中美俄關係的發展趨勢與特點不同，這不僅基於各自國情的差別，更取決於當局的方針政策和政治意願。美俄關係不取決於中國因素，中美關係也不取決於俄羅斯因素。

衡量拜登對華政策是否成功的一個關鍵，是這兩個大國能否在其他領域激烈競爭的同時，共同合作生產全球公共產品。

要制止中日關係「戰略漂移」，堅守四個政治文件是關鍵，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明確和鞏固三個共同認知基礎。

美國等域外國家圍繞牛軛礁事件的言行，折射出拜登政府干預南海事務的一些新路數。

通過堅持強調民主價值觀和聯盟的立場，拜登政府使其對華政策明朗化。與上屆政府不同的是，拜登已經認識到必須通過國內投資來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力。

中美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既是促進雙邊關係穩定發展的主要路徑，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戰」的有效工具。當競爭性、對抗性突出的時候，謀劃合作的主動性不應喪失。

日本決定排核廢水入海符合美國的戰略意圖，即期望這一行動能在東亞製造新的亂局，最終達到加劇中國和日本之間矛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