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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結束後美國將不得不處理對華關係問題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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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時候,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曾希望把中國作為他競選連任時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新冠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重創其政府後,他試圖把民眾的反華情緒變成增加自己獲選機會的靈藥。

然而特朗普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公眾願意接受他批評北京,但他之前曾盛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包括稱讚後者為抗擊疫情做出的努力。而且,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一樣攻擊中國,這縮小了兩位候選人之間的差異。

美國人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民意調查顯示,中美關係在選民優選項中的排名下降了。雖然美國的政治話語和中國的愚笨行為讓人們對中國的看法變得非常負面,但該問題不太可能影響多數選民支持誰。

隨着選舉的結束,中美兩國現在都應該把這場大選放下。中國官員認識到了此次大選的獨特挑戰,對來自美國總統和國會候選人的尖銳攻擊基本無視。這種策略在過去曾經奏效。2012年,米特·羅姆尼和巴拉克·奧巴馬都圍繞對華貿易問題展開你爭我奪的廣告戰。而投票結束後,奧巴馬政府很快就把這個問題忘在腦後。

不過這一次,爭議不會那麼輕易地被擱在一邊。首先,美國公眾現在對中國越來越有看法,而且看法越來越糟。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最新調查發現,“近20年來第一次,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強國,其發展嚴重威脅到美國……與此同時,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已跌至1978年委員會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點。這種態度變化的反映就是,在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接觸還是主動謀求限制中國影響力這個問題上,美國人現在分成了兩派”。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的精英已經就中美關係達成一種新的、更加負面的共識。對人權的關注從左翼蔓延到了右翼,雙方都要求美國作出回應。對中國商業和經濟行為的抱怨也從民主黨蔓延到共和黨,因北京政策而失望的商界大佬們加入到呼籲美國採取反補貼行動的行列。最後,許多左翼人士在表示擔心中國在東亞海域咄咄逼人的行為(包括對台灣)時,聽上去簡直與右翼人士沒有不同。

將各種不滿凝聚在一起的是新冠疫情。就連批評特朗普總統應對疫情不力的民主黨人也把疾病的擴散歸咎於北京。儘管是共和黨人在國會帶頭起草反華法案,但那些措施也獲得許多民主黨人的投票。

這意味着面對公眾的不和,兩國政府將不得不花大力氣維持一種禮貌的合作關係。隨着政治選舉活動結束,美國的對話者,不管是有望繼續留職的特朗普官員,還是負責複審政策和人事選擇的拜登過渡官員,都應當與他們的中國同行進行對話,制定出計劃,避免雙邊關係陷入某種冷戰。這將使雙方受益。

就算只是特朗普從這一屆到下一屆過渡,北京和華盛頓也可以用這段時間喘口氣,讓政治局面平靜下來。但是,不愉快的問題不應長期得不到解決。儘管華盛頓慣於讓緊急事務排擠重要事務,但即將上任的總統必須優先考慮美國同中國的關係。這個問題永遠都會存在,但任由對立、誤解、誤會和分歧不斷加大是危險的。

下一步,應該計劃就兩國政府的分歧問題舉行詳細會談,包括貿易、商業行為、網絡衝突、“一帶一路”倡議、人權、香港、台灣和航行自由/領土主張等。其目的是闡述清楚各自的對立主張、理解和最重要的“紅線”,並重點釐定最有可能加劇緊張局勢和引起報復的爭端。

與此同時,雙方都應緩和自己的公開言論。“戰狼外交”堪比美國的政治指控,而兩者都適得其反。這類做法鼓勵報復,激起大眾的民族主義,甚至惹怒有責任心的官員。兩國政府也許都着眼於國內的政治利益,但是國際代價可能很高。就算不用語言為政策火上澆油,雙方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找到折衷辦法也已經很難了。

兩國政府應該尋找可以取得快速進展的領域。例如,簽證發放、學術交流和媒體曝光方面的惡性循環破壞了更廣泛的雙邊關係,在不存在嚴重安全問題的情況下,雙方應當承諾擴大民眾之間的交往。對於存在突出問題的地方,例如孔子學院對大學教育的影響,雙方應同意做適當的改變,以保持彼此的關係。儘管我們知道,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總體來說更能接受與外國的接觸,但雙方對話的內容還應當包括互利互惠,這仍是至關重要的。

從長遠來看,兩國政府應該找出有可能進行合作的領域,甚或是必須要合作的領域,比如環境和醫療保健。在其他問題上,也可以在巨大分歧下進行對話,如人權。有些衝突可能需要雙方接受不相容的意見,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雙方的反應和後果,就如香港。

最大的關切還是安全問題。它需要我們仔細思考哪些利益是真正重要的,哪些爭議可以巧妙處理或推遲,哪些敏感問題(如領土主權)可以通過合作和資源開發這樣的共同行動來迴避。更廣泛地說,就是中美關係怎樣才能在不迫使個別國家和整個亞太地區站隊的情況下發展。

政治競選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但與之相比,修復世界即有超級大國和潛在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要困難得多。兩國政府應該認定新冷戰絕非一個選項,並集中精力尋找解決方案防止它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