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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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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中美關係:渡過當前危機,應對長期風險

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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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國大選是一次“大眾迎合主義”的選舉,表面上看是還要不要特朗普的公決,背後則是對美國到底應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還是繼續充當全球主義多元國家的選擇。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國將在成為民族國家的道路上一騎絕塵,在世界上製造出更多的對立、更深的冷戰和更廣泛的“退出”,從硬軟實力兩方面對美國全球主導能力產生更深遠影響。然而種種跡象顯示特朗普敗局已定,我們更需關注這次大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從今年8月以來美國競選活動反映的政策傾向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既有共識,也有差異性。民主黨重點圍繞疫情、貿易、稅收、移民、氣候和教育問題提出政策,部分迎合民粹主張,但涉華內容總體平淡,反映出其不願跟着特朗普炒作中國議題的考慮。

共和黨出台了短小精悍的“特朗普謀連任綱領”,列明十大類共50件要做的事,涉及就業、疫情應對、醫保、教育、移民和勞工等,中國因素滲透到方方面面,直接涉及面達30%左右。“結束對中國的依賴”作為第三類任務專項列出,具體包括“討回100萬個製造業就業機會”、“對從中國撤回工作機會的企業提供稅額減免”、“將工作機會外包給中國的企業不會獲得聯邦政府合同”、“讓中國為令病毒擴散至全球負全責”等。

這是個危險的信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打壓中國方面不會止步,不會等待,反而會變本加厲。“連任綱領”讓人想起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當天發佈的“百日新政”綱領,也即就職後第一個100天的任務清單,兩者篇幅、布局、風格、口吻非常相似,而後者落實率在90%以上。雖然留給特朗普的時間不多了,但他和身邊的右翼分子仍可以用足2021年1月20日前的這段時間,利用出台行政令等手段推進任務清單上的50個“進度條”,推進美國社會的保守化,擴大中美衝突面。

在涉華問題上,我們很可能正處於一個特朗普拚命加槓桿進行“政策衝刺”的過程當中。特朗普政府可能以國家安全為由,發射“不定嚮導彈”,採取更多有損中國利益和尊嚴的行動:一是出台更多具體限制措施,推動系統性脫鉤;二是使兩國政治關係實際降級;三是在台灣、南海問題上繼續以危險動作逼中國出牌;四是利用南海、新疆、湄公河開發等問題威逼、誘壓中國的中小鄰國,使“中間地帶”國家疏離中國;五是在經貿問題上謀取更多實利,或者繼續加征關稅或設置配額。

不僅是白宮,更有美國國會。那裡有300多個涉華議案在排隊等待審議,不受政府換屆影響,其中一些是兩黨議員聯合發起。美國國會才是反華遏華措施的最大“工具箱”。

如果中美關係在2021年2月以前變得足夠壞,將極大壓縮美國新一屆政府就職後的兩國政策調整空間,未來美國對華政策有可能被徹底鎖定在惡性競爭和對抗的軌道上。中國必須妥善處置目前面對的迫切挑戰,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保持戰略定力,避免被牽着走。只有順利渡過眼前危機,才有條件應對長期風險,而中美關係面臨的真正長期風險是兩國能否在持續的總體非良性互動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點和合作渠道。

美國新一屆政府執政後,其對外優先任務之一是處理過度緊張的對華關係。如果拜登當選,即便他有心緩和,控制博弈烈度,給中美關係一定喘息和協調空間,進而按其所言推行“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對華政策,但由於過去三年特朗普政府給兩國矛盾添加的“槓桿”過高過多,這種“回調”也將不得不以“去槓桿”為第一步。

拜登即便贏得本次大選,也未必有如一些媒體預測的那樣是“壓倒性的空前勝利”,並不能改變美國政治對立、社會撕裂的現實。投射到對華關係上,受制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和利益條件,拜登政府做不到無條件撤銷特朗普已採取的任何一項對華強硬措施,2021年1月以後第一年的中美關係主要議程很容易由此演變成一場艱苦卓絕的“議價”。

比如在經貿問題上,拜登雖在競選期間說過排斥用貿易戰的方式解決中美糾紛,上台後要取消已加征的關稅,但沒有明言具體怎樣取消,同時強調貿易的“公平性”,也不反對美國經濟的“獨立性”,其對華貿易政策將不可避免地要吸收來自對手共和黨和民主党進步派的一些經濟民族主義主張。如果是基於現在的關稅基礎重新談判,那就意味着變相保留貿易戰成果,新一屆政府就職後兩國間的首場交鋒還會是在經貿領域,而經貿領域正是這輪中美博弈的起點。

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是跨政府、延續性的,其總體趨勢是全球收縮,集中應對中國軍力增長,不以政府換屆為轉移。具體而言,是針對高超音速武器、中遠程彈道導彈、電磁軌道炮、定向能武器、反空間反衛星武器等美軍方認定的中國正在趕超的領域,加緊強化自身軍備更新,對中國形成局部軍備競賽壓力;以南海、台海為主要競爭平台,推回中國的“戰略擴張”態勢;把中國拉入中美俄三邊軍控談判。美國已經退出《中導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2021年2月十年有效期滿後不太可能續約。美國醞釀就新的更廣泛裁軍條約進行談判,但堅持要求新條約必須包括中國。

隨着戰略競爭加劇,中美在南海、台海發生正面衝撞的危險將持續上升,核軍控和中導問題對中美總體關係的影響也會繼續增強,拜登團隊也非常擔心中國會在美國的權力交接期主動採取某種進攻性措施給美國新政府一個下馬威。雙方以何種方式加強風險管控,到底要不要開展戰略穩定磋商並以何種形式開展,是美國新一屆政府就職後擺在兩國關係面前的緊迫課題。

美國國內關於中國問題的共識已基本形成。無論本次大選結果如何,美國新一屆政府對華政策的主題都將是以更有效的手段應對中國崛起。戰略競爭、系統博弈將是未來中美關係的主調,中美關係已步入競爭性共存階段無法回頭。但這並不意味着雙方沒有對話合作的空間,也不意味着兩國關係是無法管理的。

全球化的續存是未來中美競爭的基本背景,但從內涵上看,此全球化恐非彼全球化了。如果民主黨當政,修復盟友關係、強化集團合作、以美國式集體安全安排和意識形態聯盟應對中國式多邊主義,將是未來國際秩序演變的主要內容。一個對穩定中美關係有利的變化將是,美方會着手回歸被特朗普拋棄的全球主義,恢復對氣候變化、清潔能源等領域多邊國際機制的參與和引領,並在人文領域、地方州層面恢復中美日常交往。中國要抓住契機,備足“工具箱”,儘可能多地恢復雙邊對話磋商機制和功能性合作議程,以增強兩國關係的韌性,為將兩國戰略競爭從前幾年的激烈衝突期導入協調勾兌階段創造條件。

在中國公眾頗為關心的人文交流方面,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樣連續出台激進的限制和滋擾措施,可能重新開放兩國教育合作,近期中國年輕人報考托福、雅思熱度不減反升也代表了對未來中美人文關係恢復正常的期待。但美國政壇、情報界和社會對中國借正常學術交往對美“滲透”和“竊取”的戒心已經固化,中美人文交流結構正在發生的改變也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