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軌跡和增長方式出現巨大變化，靠全球央行維持簡單的貨幣寬鬆難以有效解決。必須通過新的「供給替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型產出，切實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中國正尋求輸出其過剩工業產能，以應付經濟困境。問題是，中國試圖通過輸出來逃離的這場本地危機部分是由全球性商品過剩引起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都應該期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增長，以便與其政治影響力的上升相符。

亞投行的成立與正式運作將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使中國更多參與國際經濟與金融規則的制定，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

近兩年，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的興起積累了大量風險，短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快速、大幅調整的風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匯率波動將顯著抬高全球經濟的風險溢價，為此亟需建立穩定匯率的宏觀審慎框架。

2016年中國經濟會繼續下行一段時間，整體增長速度比2015年更低。但在改革、重組取得進展，以及世界經濟形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中國的基礎經濟部門有望以6.5-6.8%的速度實現穩步增長。不管怎樣，中國經濟都不可能出現大滑坡或者「硬着陸」。

中國市場的特殊環境與條件，將有助於中國經濟渡過難關走出困境。目前，只要中國政府保持清醒頭腦並正確地認識自己的能力，減少政策上犯錯誤，就不用擔心中國GDP增長速度下行。

對中國經濟崩潰的擔憂被誇大了。隨着中國向新增長模式過渡，中國最終必須要解決經濟再平衡取得進展與金融改革出現挫折之間不協調的問題。但這種不協調並不會導致大難臨頭的危機。

穩定人民幣匯率不僅需要全面反擊賣空投機，更重要的，是扭轉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並管理好預期。以新匯率指數代替舊指數並不會讓國際市場認可，人民幣仍需錨定美元，以建立市場信心。

「十三五」時期，中國必須通過運用政府財政投入、企業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創業風險投資、銀行信貸投入、資本市場融資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為中國經濟升級提供系統性的金融支持。一個高效的金融運行體系將是中國未來競爭能力的關鍵。

量寬政策也許可以解釋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動蕩，因為低利貸款不斷助長着人們對價格持續上升的預期。2015年中國的崩潰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直接產物，而那場危機本身就是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泡沫的後果。

當前人民幣的相對穩定完全是中國央行為了滿足人民幣「入籃」而採取過多干預的結果。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以及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都會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人民幣「入籃」是一把雙刃劍，不能高估它的意義與影響，短期來說更是如此。

IMF正式將人民幣列為SDR籃子中五大硬通貨之一的決定，以及中國為此耗時五年左右的自由化改革，很可能被經濟史學家記錄下來，獲得與幾乎恰好一個世紀前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相媲美的關注。

中國領導人最近的承諾表明，他們在執着地追求名為「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願景，而且新的領域正在被添加進來。

隨着中國的人民幣被納入精英貨幣，以及美聯儲開始加息，按照傳統知識，將出現人民幣貶值和美元堅挺這一簡單的長期趨勢。然而實際情況卻複雜得多。

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將增加SDR的代表性、公正性和穩定性，增加成員國儲備資產的選擇性，同時也將倒逼中國加快金融體系改革，提高金融市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