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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的「雙新常態」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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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去全球化”較量加劇,加上八年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增長始終在低谷徘徊,導致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受這種複雜性與波動性打擊的許多國家,如今都在摸索國內政策和國際關係今後該怎麼辦。

在部分主要發達國家,混亂的世界形勢造成政治的劇烈動蕩和社會的嚴重分化。隨之而來的是“黑天鵝事件”增加,全球化發展嚴重分叉。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繼續推進的同時,代表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的力量迅速崛起,成為不少國家的重要政治力量。我們必須找出造成世界混亂的根本原因,看看主要大國在國內外政策方面是如何應對的。

眾所周知,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全球化和現代化源自“超長的19世紀”,當時發生了“全球變革”,並出現某種形式的“全球治理”。從現實上說,它是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的治理,並不是什麼全球治理,因為當時歐洲人所創建的不過是“中心-邊緣”式國際體系。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給世界帶來了大範圍破壞。二戰後,國際社會建立起以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為核心的政治安全體系,和以世界銀行、IMF、WTO(前身為GATT)為支柱的貨幣貿易體系。

誕生於二戰廢墟,曾因冷戰而中斷的這一輪全球化,快速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在中國、印度、巴西及其他主要新興市場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下,出現了現在意義上的全球治理。但它基本上還是“中心-邊緣”式國際體系,即美歐在中心,發展中國家在外圍。直到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前15年,力量平衡出現了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變化,全球治理才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

持續不斷的全球化和正在興起的去全球化,技術革命的衝擊,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大,都為全世界增添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隨着我們進入歷史轉型期,這種世界政治“新常態”會持續較長時間,其間,國際秩序發生蛻變,新的秩序開始出現。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也進入“新常態”,舊的增長引擎垂垂老去,新的動能尚未發現。這種經濟“新常態”的特點是經濟長期低速增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皆開始經濟調整和轉型。

隨着世界政治經濟全面進入“雙新常態”,主要大國和地區因國際地位、歷史傳承和經濟實力的不同而作出了不同反應。

作為舊“中心-邊緣”體系主導力量和繼承者的美國陷入深深的戰略焦慮與混亂。力量平衡朝有利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轉移,國內裂痕加深,普通百姓與華爾街精英對立,這些加劇了美國政治制度和相關制度安排的危機。

特朗普政府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傾向的表現是,企圖通過放棄TPP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單方面改變全球規則,同時繼續實施奧巴馬政府開始的全球收縮,回歸美國孤立主義傳統。這種戰略焦慮還表現在大幅增加美國軍備開支以加強軍事優勢,並落實“美國優先”政策。

但到目前為止,美國新政府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都未有斬獲。沒有任何顯著跡象說明美國很好地適應了“雙新常態”。

至於歐盟,無處不在的混亂與失序正在撕裂這個聯盟。隨着許多國家的民粹主義和“去全球化”抬頭,政治激進成為家常便飯,並影響到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體系。儘管最近法國大選結果讓歐洲得到安慰,但民粹主義陰影正迅速擴大,人們反歐盟、反移民、反全球化情緒高漲。持續不斷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也為歐盟這個地區一體化與全球化“特別試驗區”的未來加上了一層不確定性。

歐盟的希望在於,歐洲國家為走出當前危機轉而與中國和亞太地區合作。歐洲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態度與美日形成了強烈對比。

日本對“雙新常態”的反應是獨特而自殘式的。日本在地緣政治取向上對美國亦步亦趨,認為自己尋求成為“正常國家”的努力得到了美國這個強硬後台的支持,同時它在過去十年里支持“亞太再平衡”和“重返亞洲”,支持對中國的“離岸平衡”。日本把和平發展與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看成實現其目標的障礙,而不是亞洲重要的合作對象。可以肯定地說,東亞地區動蕩加劇的原因就在於美日試圖聯手制衡中國。

經過前蘇聯解體和西方多年來對其戰略空間的擠壓,俄羅斯的綜合實力強勁反彈,外交政策更具主動性。烏克蘭和敘利亞就是兩個範例,俄羅斯以創造性的方式在那裡保持了強勢地位。很明顯,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地位愈發穩固強大,雖然它的經濟仍受困於全球油價持續低迷和世界經濟長達八年的低增長。

在世界政治經濟出現“雙新常態”的時代,中國經過數十年快速增長創造了經濟奇蹟,並通過成功解決貧困難題保持了政治與社會穩定。過去30年來,超過七億人步入了中產階層。

而且,中國最近幾十年積极參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出一系列蘊含中華文明的倡議和理念,以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改善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幾點值得一提:

一是,中國選擇並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並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條道路不同於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目前,中國正進一步改革開放,以實現經濟結構的順利轉型和可持續增長。中國GDP居世界第二位,每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0%,現在和將來中國都是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之一。如果中國在自由貿易與投資方面繼續作全球化火車頭,那麼各國都會有更好的增長前景。

二是,無論是外界默許還是自願,在應對全球性挑戰、與其他國家協調破解全球化難題等全球治理方面,中國不斷發揮創新和引領作用都是勢在必行的。

這種作用體現為中國嘗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以改善全球治理。中國最近在該領域的足跡十分清晰: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中國堅定不移地支持聯合國主導的多邊減貧、婦女權利、維和行動與發展;從國際關係民主化,到建立基於平等與共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從事實上的國家利益共享共同體,到習近平主席今年初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提出的命運共同體。

總之,對於國際社會如何在政治經濟“雙新常態”時代更好地駛過未知水域,中國為世界提供了若干令人滿意的答案,盡到了一個全球大國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