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特朗普的內外政策大都處於「試水」階段，政策缺乏連貫性。2018年隨着特朗普任期推進，其各項政策將趨於成熟，並牽動中美經濟關係走向。

美巴之間的分歧並不在於反恐本身，而在於對未來阿富汗局勢的認識和理解。特朗普政府可以讓巴基斯坦成為美國阿富汗反恐政策失敗的「替罪羊」，但這並不能解決阿富汗問題。

如果撕毀伊核協議，不僅對當事國伊朗不利，對美國及其中東盟友以色列和沙特同樣不利，對國際核不擴散努力也是一個沉重打擊，其最終結果只會是負面和多輸。

特朗普稱讚稅改是「一代一遇」的歷史性機遇，將創造「革命性的改變」。然而作為一種競爭性策略，稅改的溢出效應和連鎖反應不容忽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它成立的頭20年里是被美國厭惡的對象，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前，人們難以想像兩國間會有正常關係。今天，中國人民擁有以往想不到的機會和自由。美國的政策應着眼長遠，鼓勵中國的下一代人掌握自己的未來。

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意識到，未來最有效的出路不是製造與中國的持續衝突，而是專註自身競爭力，恢復國民的團結意識，擺脫當前政治周期，重新成為他國願意並且可以效仿的市場開放政治民主的表率。

特朗普總統日前批准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中俄是侵蝕美國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修正主義國家」。而執政近一年來，正是特朗普本人對世界現狀和國際規則隨心所欲地「加以修改和重新審查」。

無論是考慮到後現代的文化熏染還是權力平衡，中國的行動都不足以將它定性為修正主義大國。兩國外交人員應努力確保特朗普有關中國是修正主義大國的聲明不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過去20餘年美國發動的一場又一場軍事侵略，並沒有扭轉美國在世界舞台上衰落的趨勢。可以預計，特朗普政府新國家安全戰略在給世界帶來新的戰爭危險、政治衝突、經濟動蕩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快「美國世紀」的終結。

特朗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特朗普未來任期內的對外戰略和政策定下基調。對中美關係而言，報告提出一系列緊迫、可行的問題或許有助於兩國尋找新的合作點。

毫不誇張地說，特朗普總統的亞洲「政策」缺乏連貫性，其政府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上的最新表態正在變得語帶敵意。

特朗普政府因其內政需要，單方面「決定」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這種「內病外治」的做法是危險和不負責任的。

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對唐納德·特朗普當選意味着華盛頓外交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的擔憂不絕於耳。這種擔心大部分被證明是杞人憂天。但特朗普公開與幾個專制政權親近，不顧它們明目張胆地侵犯人權，應當引起所有人的關注。

美國國會似乎打算在2017年結束之前通過重要的稅收改革法案。這一變化將帶來國際溢出效應。

每當美國總統出訪世界某個地區，其目標無外乎安撫現有盟國、推動人權等民主價值觀、建設外交關係、促進經濟發展。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則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