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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令人費解的貿易戰終結遊戲

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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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加緊了他與中國的貿易戰,擴大了今年早些時候實施的關稅。這樣一來,中國一半左右的對美出口將被徵收10%的關稅,該數字在年底之前還將提高到25%。特朗普威脅說,如果中國官員進行報復的話,他們其實已經承諾要這樣做,他還會對其餘幾乎所有的中國出口產品徵收額外關稅。特朗普的壓力在持續升級,讓人一眼望不到盡頭。這場終結遊戲令人費解,因為對於中國究竟應當做些什麼來結束這場危機,特朗普的期望既寬泛又含糊。大多數媒體評論人士表示,中國需要結束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好像人人都明白中國應該在哪些貿易“罪行”上收手,但他們又很難找出具體的細節。

一個例子就是美國貿易代表的報告,它為特朗普的貿易戰提供了表面借口和法律保護。報告抱怨中國採取了間諜、黑客、技術剽竊和在合資企業當中實行所謂“強制轉讓”技術的模式,並且攻擊中國雄心勃勃瞄準眾多前沿新興產業的“2025計劃”。報告暗示中國只有通過盜竊知識產權,以及對新技術研發進行所謂非法的政府補貼,才能實現它的這些目標。

許多媒體報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指控上,但如果它們是特朗普真正的首要工作,那麼解決方案就應該是收緊與海外直接投資有關的美國法律,加強美國的反間諜工作,包括為在海外經營的美國公司提供幫助。理想的狀況是,美國提出一份對華雙邊協議,或者多邊協議,以制定更好的全球數據及技術保護規則。這是值得去談判的事情。但是,特朗普並不希望有更多的商業規則和規定,當然也不希望有更多的全球監管協議。這是自由主義的方式,而他要的是結果,不是更多的規則。

他反覆提到他想要的具體結果,即重新平衡美國的貿易。他希望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從而讓更多的商品在美國國內生產。這是他最受選民歡迎的承諾,令他在選舉中脫穎而出,尤其是在中西部工業區的關鍵搖擺州。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實踐並不是什麼具體的惡行,只是它在競爭上取得了成功。特朗普並不想要一套新的規則,他只希望中國購買更多商品,同時限制中國的出口。他不想要自由的貿易,他想要的是被管理的貿易。

對前民主黨人特朗普來說,他的一個榜樣是理乍得·格普哈特(1977-2005年任眾議員)領導的已經解散的民主黨“產業政策”派。而另一個“管理貿易”英雄,就是所謂的自由貿易者、前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里根通過讓美元貶值(提高日本商品的美元價格),通過要求日本對主要出口產品尤其是汽車實行“自願出口限制”,緩解了日本給美國汽車業和鋼鐵業造成的競爭壓力。幾十年前,日本曾是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而現在是中國。類似這樣的管理貿易並不是基於規則,而是基於結果。如果你競爭太成功,你就必須有所約束。

所謂“自願”出口限制,是建立在出口企業之間形成有效卡特爾的基礎之上。美國建議對日本的年度出口實行數額限制,日本的汽車公司則在它們之間分配這種“自願”配額,就像卡特爾一樣,以此限制數量,抬高價格。事實上,日本汽車業的經理們對此並不十分介意,因為儘管對美國出口的汽車數量下降了,但每輛汽車的要價更高,因此他們的利潤率還上升了。他們轉而銷售更多的豪華車,同時減少廉價緊湊型車輛的出口。

不幸的是,對中國來說這種管理貿易在今天並不是一種選擇。雖然無知的美國評論家們喜歡把中國經濟說成是由國有企業主導,但這些企業只是出口領域中的一小部分。中國一半以上的出口是跨國公司生產或採購的產品,其中許多是美國的公司。管理它們的貿易行為,更像是美國政府與“犯規”公司之間的問題。但凡中國政府試圖限制外國公司的出口行為,它都會受到美國其他強大利益集團的抨擊。正在撕毀美國五花八門企業法規的共和黨政府不大可能帶頭規範其在中國的行為。相反,共和黨人會把責任推給中國官員,然後必定對他們採取的任何行動加以指責。

那些不是由跨國公司製造的中國出口產品,大多是來自中國各地的無數中小型私企。與高度集中且組織良好的日本汽車工業不同,把成千上萬家企業組成工業卡特爾,為每家公司分配市場份額,進而限制產量,提高出口價格,這將是一場行政管理噩夢。況且,如果中國的出口大幅減少,大部分業務將流向世界其他低工資國家,而不會返回美國。即便中國讓自己的許多出口商破產,也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這個問題有美國經濟本身的深層結構性根源。

只有在少數情況下,管理貿易也許是一種解決方案。這種情況就是,大批量公司的活動是容易受到監管的,但這也會引發憤怒。另外,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的一個廣泛解決方案,是對美國經濟進行全面改革。 但即便可行,特朗普和共和黨國會的改革也只會是忙於扔掉那些監管和稅收工具。事實上,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只有在增加。我懷疑能否找到讓特朗普滿意的解決方案。中國政府缺少監管力量和誘因,無法為他提供他想要的東西。美國政府同樣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這樣做。貿易戰很可能會繼續打下去,直到特朗普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