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投資國和資本輸出國之一，正邁向由GDP到GNP、改變資本自由流動機制的新階段。因此，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已勢在必行。

中巴經濟走廊是連接中國與波斯灣的捷徑，如果巴基斯坦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和治理透明化方面的表現有所改觀，該計劃中的巨大投資可以使南亞和中亞出現轉型。

雖然阻力重重，白宮仍堅持不懈地推動與亞洲和歐洲的優惠貿易協定。但這些都無法扭轉美國創新能力的衰落。在亞太，擬議中的協定更可能給這一地區帶來分裂，而不是統一。

進一步關注市場需求和籃子貨幣匯率，引導市場預期，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的主要貨幣目標。IMF最近表示人民幣已經合理估值，這意味着人民幣有望在2015年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

雖然中國經濟取得顯著增長，但仍存在房地產調整、工業產能過剩、金融風險、通縮風險和就業結構問題。為此，政府把經濟朝增長較緩的「新常態」調整，使之向以創新為基礎，提供更多公共商品與服務的方向轉型，同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在美國國會的首肯下將獲得「快速通道」授權，從而避開了公開辯論。TPP會帶來新的刺激，會向海外轉移就業機會，會增加企業收益，會減少海外和來自美國環境與工人的貿易保護。其擁躉們聲稱，通過TPP對中國進行迂迴包抄是必要的。

金融工程很大程度上只讓最富裕階層獲益。貨幣寬鬆政策未能刺激後危機時期的經濟體出現有意義的復蘇。全球經濟面臨陷入一連串危機的威脅。就像中國總理李克強所強調的，要化解這一切，答案是下決心進行結構性改革。

鑒於亞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可能，世界銀行和IMF的負責人明確表達了對亞投行的支持與合作願望。亞投行並不存在美日辯稱的一票否決問題，也並非缺少「高標準」，同樣也不存在對成員資格的限制，以及所謂的中國贏，美國輸。

美國反對亞投行是對全球國際關係發展趨勢的誤讀。亞投行不會挑戰現有金融機構，它是通過基礎設施開發，創建一種新的雙贏合作模式。中國表示亞投行的大門仍然向美國打開。

過去兩年，華盛頓一直遊說反對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今，近50個國家加入或申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丹•斯坦伯克認為，美國的反對反映了某種更深層挑戰，那就是調整美國例外論，適應世界經濟多極時代。

美國眼中的「匯率操縱」，或者不公平幣值低估，是很難從經濟角度來界定的概念，尤其對中國。中國對美國確實存在貿易順差，但正如傑弗里·弗蘭克爾所說，匯率本身對出口競爭力意義不大。

美國國會不能通過IMF改革議案是中國創建亞投行的原因之一。美國沒有處在這個新機構的中心，但仍有時間在國會培養共識，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同時滿足其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有足夠生存與發展空間的要求。

2013年10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建設新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距他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宣布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僅僅隔了一個月。這兩項倡議，加上隨後2014年成立的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同年秋天中國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人類發展構建了新範式。

中國《外國投資法》徵求的公眾意見來自外企、律師和決策者，儘管尚未最後完成，但它的趨勢是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外來投資和規範投資行為。潘曉明分析，該法的新內容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外資結構。

歐洲量化寬鬆政策導致人民幣匯率下降，但這種貶值是在中國央行審慎觀察和有意而為的情況下發生的，目的是測試歐洲量寬對中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增加人民幣的彈性和國際化水平，將更好的防範人民幣的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