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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中國亟需建立穩定匯率的宏觀審慎框架

2016-02-04

2016新年伊始,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貨幣持續下跌,成為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不穩定因素。匯率波動將顯著抬高全球經濟的風險溢價,因此,亟待建立穩定匯率的宏觀審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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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人民幣本輪下跌,如何評估下跌風險,這需要放到人民幣匯率周期以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來考察。一方面,從人民幣匯率周期看,近些年人民幣一直處於單邊升值通道。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啟動至2014年末,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上升40.51%,實際有效匯率上升51.04%。2014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為126.16,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為121.53,全年漲幅分別為6.24%和6.41%,分別排在BIS監測的61種貨幣的第一和第二位。儘管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下跌但總體仍屬穩定。按基本均衡匯率(FEER)模型測算(主要考慮貿易條件、資本流動、關稅水平、勞動生產率和政府消費等基本經濟因素影響),當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已經接近均衡匯率水平。

另一方面,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程看,近10年來,中國貨幣當局推進人民幣形成機制改革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歇。人民幣2005年7月開始匯率改革,實行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並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日波幅限定在3‰。此後,又在2007、2012和2014年逐漸將波幅擴大至2%。2014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再度進入一個窄平衡區間,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NDF)表現出持續上揚態勢,與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差距不斷擴大,2015年2月已擴大到0.25。

為增強中間價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按照這一機制,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價,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同時中國央行明確表示,未來將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靠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逐步增強貨幣定價的自主權。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短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快速、大幅調整的風險確實需要引起高度警惕。2016新年伊始,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在1月8日跌至6.5646,創2011年3月以來新低。此外,外匯儲備去年12月份下降1079 億美元,至3.33萬億美元,為2012年以來最低水平。外儲下降或使人民幣匯率繼續承壓。

匯率波動將顯著抬高全球經濟的風險溢價。對於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動匯率機制加劇了風險的暴露。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相關。在“華盛頓共識”和IMF的推動下,上世紀80-90年代達到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高峰期,以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大力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並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牆,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理過於寬鬆,特別是那些外債比例高、經常賬戶赤字較大、外匯儲備匱乏的國家遭到了猶如“銀行擠兌”一樣的“宏觀擠兌”,直至導致金融危機。

本質上說,美國作為全球中心國家,其貨幣、信用的擴張與收縮,將通過金融與貿易渠道向全球傳導。當前,美元強勢周期已經確立,在此大背景下,其他非美元貨幣兌美元貨幣的波動勢必增強,許多外圍國家不得不面對保羅•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全球新一輪貨幣貶值潮和資本外流等系統性風險也有可能出現。近兩年,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的興起積累了大量風險,對此不可小覷。中國貨幣當局要對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匯率波動加強管理,密切關注人民幣貶值影響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避免資產價格斷崖式下跌和資本大量外流,考慮徵收托賓稅,加強資本流動安全預警機制,加強資本賬戶和宏觀審慎管理,切實維護中國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從全球層面看,主權貨幣紛爭已經成為各國共同的糾結,並在深層次上凸顯全球金融貨幣治理機制的重大缺失。特別在全球貨幣金融周期大分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全球貨幣治理機制和更穩定的全球匯率架構就變得愈發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