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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全球經濟復蘇停滯期待供給側改革

2016-02-22

近期,全球市場的劇烈動蕩,為全球復蘇前景陡然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特別是隨着國際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的結束,全球價格總水平趨於下降,加劇了通貨緊縮壓力。從金融流動性到經濟增速,全球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都面臨著嚴峻考驗。

實體經濟層面通縮持續。當前,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等多個經濟板塊的通貨膨脹率持續下行。根據摩根大通全球通脹數據,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通脹率僅為1.6%,不僅低於2014年底的2%,更遠遠低於1990-2013年間11%的全球通脹平均水平。歐美國家核心通脹率偏離通脹目標軌道,即便去年歐洲央行祭出新一輪寬鬆貨幣政策,其通脹效應也難以力挽狂瀾,歐元區通脹率仍徘徊在臨界線附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增長乏力,深層次問題突出,工業生產下行,特別是中國的降低產能、削減庫存等結構性調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需求不足,通縮風險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

影響全球價格總水平下降因素增加的同時,影響全球價格總水平上行的因素卻有所減少。美聯儲加息加劇了全球市場價格波動。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美元貨幣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走向的前提。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是美聯儲從過去10年的量化寬鬆周期開始轉向緊縮周期的開始。在這一過程中,美元升值效應將通過“進口-購進價格-PPI-CPI”的渠道影響價格總水平。

美國既是全球通貨緊縮的“輸入者”,也是全球通貨緊縮的“輸出者”。由於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基準計價貨幣,美元的持續升值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下降。2015年 ,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彭博大宗商品指數下跌25%,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低。全球基準油價布倫特原油價格更是跌破30美元/桶,國際原油市場遭遇重創。

實體經濟增長乏力和產需缺口擴大也導致通脹低迷,甚至是通縮的重要因素。2008年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來,全球需求動能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增量需求從美歐主導開始轉變,全球工業產出以及新訂單指數低迷,顯示製造業復蘇遲緩。特別是隨着近年中國啟動“去槓桿、去產能、去庫存”進程,需求增量大大減少,產需缺口開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場資源成為各國的競爭焦點,並直接導致全球價格總水平下降。作為全球經濟晴雨表和國際貿易先行指標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由2014年11月的1464點跌至目前的905點,跌幅高達38%,為30年來的低位,凸顯全球經濟放緩和原材料進出口不振帶來的貿易低迷。

全球總體債務壓力加大。根據IMF數據,2014年,發達經濟體的總債務為50.95萬億美元,規模同比上升2.3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的負債率為108.32%,同比上升0.66個百分點,債務風險依舊困擾着發達經濟體。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債務總負擔(包括私人部門債務和公共部門債務)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2001年的160%,升至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年的近200%,到2013年更是達到215%。

美元正在步入新周期,將會使許多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海外債務風險加大,並推升全球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上升。據IMF統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非金融類企業的海外發債規模出現了急劇飆升,其本質大多是新興市場大企業利用離岸子公司通過離岸市場發行的債券、跨境外幣貸款來進行資金套利交易。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測算,2014-2018年,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展期的企業債務將達1.68 萬億美元,其中約30%以美元計價。如果美元進入升值通道,新興經濟體債券展期成本將顯著上升,債務風險將隨之升溫。

與此同時,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全球經濟和價格總水平的影響更為深遠。全球主要經濟體步入勞動人口周期變化拐點,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2008至2014年期間,美系國家和中國人口周期拐點相疊。以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衡量,美系國家和中國在2006-2009 年經歷了勞動年齡人口周期峰值,而歐元區和日本人口周期已於1988-1992年見頂。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趨勢導致儲蓄消費結構變化,消費增長趨於停滯,這是導致供需失衡,並進一步引發全球需求萎縮和價格總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國際金融危機的七年經歷已經證明,世界經濟增長軌跡和格局漸變,逃離通縮和流動性陷阱,單靠全球央行維持貨幣寬鬆難以有效解決。眼下,全球面臨的經濟放緩和通縮是結構性的,結構性問題需結構性改革應對,如何尋找新的“供給替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型產出,切實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