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發展」以及確保實現這一目標的軍事「能力建設」構成了中國國家安全的兩大基石。

管控中日安全關係風險成為當前最緊要的問題。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我們需認真思考應以一種什麼樣的精神來構建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安全關係。

烏克蘭危機既是一場地緣政治危機，更是美俄歐三種迥異安全觀的碰撞。

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識形態色彩。它將捍衛美國實力基礎、促進有利的國際權力分配、維持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作為核心國家利益，做法是實行「有邊界的國際主義」，保持與世界接觸並適當收縮戰略目標，同時鼓勵盟友與夥伴分擔責任。

「過度安全化」令美國作繭自縛，既加害中國，也自損其身。

特朗普應對中國影響力的強硬立場，使熱門應用TikTok和微信在他任期最後一年成為被攻擊的目標，而他的前任也有在美國阻撓中國科技公司的歷史。

世界正越來越沉迷於中美之間的權力爭鬥。但是，由技術驅動的、從國家向跨國行為體和全球力量的權力轉移讓全球事務有了一種新鮮而陌生的複雜。

隨着中美對抗升級，對國家安全的日益強調將給全球貿易和投資帶來損害，導致資助社會政策、解決不平等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減少。這是全球共同的悲劇。

在防止核擴散體制已經形成的今天，大力擴張核武器也許會帶來更多的懼怕，而不是敬重。

安全和地緣政治對中美關係來說越來越重要，在處理中美爭端時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以免對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國家產生負面影響。

2018年對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來說是激烈、動蕩和難以預測的一年。2019年開局，美中兩國在許多領域都表現得更加糟糕，兩國關係狀況也是如此。在貿易方面，中國和美國都受到特朗普總統熱衷的關稅戰的困擾。在國家安全方面，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南海的局勢仍高度緊張。在公共事務方面，中國似乎在壓制美國在這個中央王國推廣其文化。

出於安全考慮實施保護主義的主要風險在於「國防牌」有可能使用過度，從而在安全名義下讓合法的貿易和投資受到限制。

對美國人來說，台灣的防務平衡很重要。美國並未「鐵定」承諾保衛台灣。但正如吉米·卡特總統曾經指出的，《台灣關係法》賦予了美國總統參戰保衛台灣的選擇權。實際上，美國是台灣同中國大陸發生衝突時唯一可能的安全夥伴。

美國任何限制進口的決定如果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大量來自不同國家的廉價原材料會威脅國家的安全，那麼這將大大降低門檻，招致WTO其他所有成員國以國家安全為由保護受寵的行業。

如果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提高鋼鐵和鋁的關稅，中國就可能更無拘束地宣布它對外國半導體的依賴是一種國家安全危機並正式加征關稅，印度也可能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農產品進口實行新限制。「潘多拉盒子」將被打開，那些逃出來的禍患將讓貿易體系背負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