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策精英未放棄對中國具體制度安排的規範性批評，而是希望在恢複本國產業政策傳統的同時，選擇性吸收中國在資本組織、需求培育、工程轉化和規模製造方面所展示的政策功能。

未來中歐經貿關係將更多呈現為「有競爭的合作」和「有邊界的開放」。歐洲需要把維護產業競爭力同堅持開放市場區分開來，不把自身結構性問題一味外部化；中國也需在穩定出口的同時，積極回應歐洲在產業、就業和安全上的關切，提升投資合作、規則溝通和本地化經營的能力。

美國最近發佈的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體現了脫鉤的局限性。對中美兩國來說，在捍衛核心利益的同時構建維護合作的多層次機制，是避免相互毀滅和全球經濟停滯的唯一理性途徑。

中美兩國在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加強網絡安全和確保全球穩定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未來形勢將更多取決於價值觀和治理，而非技術。

如果美國能靈活應對並重視與貿易夥伴達成共識，它或許能鞏固其經濟主導地位。否則，持續的高關稅可能加劇全球貿易碎片化，並對美國的長期影響力構成挑戰。

華爾街的動蕩既是危機也是機遇。在財富和權力被重新定義的時代，那些通過多元化投資非美元資產或押注新興市場的人，或許能夠獲得成功。

俄烏衝突的爆發為百年變局添加了新的時代註腳。疊加世紀疫情，俄烏衝突加速了國際經濟秩序從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向多邊平行體系並存的全球化演進。

從2021全年美國經濟走勢和拜登政府經濟議程推動看，美國經濟正在擺脫新冠疫情的衝擊，開啟新的增長周期。而受到國內非經濟議題和中期選情牽制，拜登明年在經濟施政上的空間有限。

對特朗普熱衷通過恐嚇來緩解鋼鐵失衡，中國不應保持沉默。作為一個全球利益攸關方，中國應重申堅持WTO規則和國際經貿準則的立場，同時應與歐盟國家、韓國等相關國家合作，起來反抗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行為。

美國經濟2009年二季度重拾增長步伐，但此輪復蘇表現出了諸多與以往不同的特徵。中長期看，這種非傳統形態的復蘇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常態”。首先，以製造業為代表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