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加快國際經濟秩序調整進程

[1]俄烏衝突的爆發為百年變局添加了新的時代註腳。疊加世紀疫情，俄烏衝突加速了國際經濟秩序從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向多邊平行體系並存的全球化演進。

一、衝突表象下的深層矛盾

從經濟金融角度觀察，俄烏衝突背後反映的深層矛盾和爆發時機值得關注。

首先是能源出口國和能源進口國之間的深層矛盾。俄烏衝突有着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經緯，表面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之間的衝突，其實是俄羅斯和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在冷戰之後的再次正面碰撞。俄羅斯經濟長期高度依賴能源出口。歐洲則是俄羅斯主要能源進口國。烏克蘭在俄、歐之間扮演着能源進出口的陸上大陸橋的角色，並由此獲得不菲的能源過境收入。但烏克蘭越來越不滿足於只做俄羅斯和歐洲的“能源大陸橋”和“世界糧倉”，而是希望通過與歐洲加強經濟金融上的融合，參與西方經濟金融大循環，升級自身經濟模式。面對烏克蘭的“叛逆”，俄羅斯“武器化”對烏能源出口，採取暫停對烏供氣、提高對烏能源出口價格等措施，“鞭子”打在烏克蘭身上，但實質上更受損的是能源消費終端的西歐國家。由是，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在這個問題上對俄羅斯早已心懷不滿。

其次是俄羅斯能源出口型經濟模式與西方信息經濟模式之間的深層矛盾。近年來西方持續對俄羅斯的經濟、技術封鎖讓其科技在國民經濟中的應用速度顯著慢於西方。而西方得益於科技的快速迭代，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推動其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演進。信息經濟較能源出口型經濟模式的顯著優勢在於，信息經濟將現代信息技術作為重要投入要素，單位產出能耗降低，對能源的總需求減少。而作為能源生產型經濟則自然希望他國能擴大能源消費。又者，能源出口收入易受國際價格波動影響。新冠疫情爆發前，國際能源價格的持續低迷，加重俄羅斯經濟困難。兩種模式長期發展的結果便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失衡的加重，俄羅斯能源出口型經濟模式與西方信息經濟模式之間矛盾的不斷加深。

此外，還需要關注的是此次俄烏衝突爆發的時點是美國經濟新周期的開啟，股市和經濟基本面出現顯著偏離，美聯儲為退出經濟刺激政策而頭疼不已的特殊時期。俄烏衝突的爆發為拜登政府轉移國內矛盾，加快國內軍工生產提供了有利契機。上述事件在時間上同時發展，這到底只是時間上的巧合，還是具有關聯性，值得深入研究。

二、短期影響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俄烏衝突不符合中國利益。中國是現行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的受益者，對其不合理之處，中國的立場是清晰和一貫的，即中國希望在聯合國框架下，堅持多邊主義，對現行國際經濟體系做增量式改革。從經濟角度來說，成本最小的變革方式是從一種穩定狀態逐步過渡到另一種穩定狀態，而非躍遷。用中國的話說就是“先立後破”，而非“先破後立”。因此，對中國而言，保持現有體系穩定，並做增量式國際經濟體系改革，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中國不是俄烏衝突的直接參与方，但俄烏衝突引發的衝擊波對中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所謂的中國從衝突中獲益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一是俄烏衝突給中國經濟金融帶來短期衝擊。從2021年12月末，中國政府對經濟形勢的研判和下一步工作要求可以看出，未來中國穩增長、保民生、控物價的壓力進一步上升。而俄烏衝突引發的國際經濟金融動蕩讓中國“六穩”“六保”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

短期內，由俄烏衝突引發的國際能源價格暴漲、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對中國金融市場投資者情緒產生負面影響。另外，俄烏衝突威脅全球農產品供應，全球糧食價格將進一步飆升，推高早已觸及多年高點的大宗商品市場。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正面臨更加嚴峻考驗，需要在保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控通脹。在國際方面，俄烏危機可能引發全球糧食的供需失衡。一些產糧大國的“惜售”和富裕國家的“搶購”或給貧窮和缺糧地區帶來更大壓力。

二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之間展開的制裁與反制裁“鬥法”，一波接一波的金融與貿易制裁相繼加碼，其影響不僅局限於俄、美、歐等直接相關方，亦擴散到國際經濟領域。

雖然西方國家宣稱制裁舉措會對俄羅斯經濟和政要產生巨大負面衝擊，但事實上，制裁的實際效力可能並非如宣傳一般大。亦或是，制裁的效力還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全表現出來。[2]

第一，制裁是把雙刃劍，美國等西方國家自身也受到制裁反噬。對俄制裁的同時，西方國家的經濟也在“失血”。制裁力度越大，短期內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反向衝擊越大。第二，俄羅斯仍有相應政策工具對沖西方制裁。第三，西方制裁讓俄羅斯成為新的價值“窪地”，吸引高風險資本流入。一些西方公司意圖通過抄底俄羅斯股市和公司資產，獲得超額回報。事實上，3月初以來，已有多家西方公司逆勢入市，購買俄羅斯廉價的公司債券[3]。

然而，即便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效率低於宣傳效果，其所產生的負外溢性卻顯著增大了中國企業的經營風險，這是中國不願看到的。中國正積極擴大與東歐、中亞貿易，而俄烏衝突的爆發增大了中國在上述國家的投資、貿易風險。中國義烏對烏克蘭小商品出口量較平日下降八成。更有對沖基金甚至抓住俄烏衝突之機，在鎳（Nickel）等期貨市場興風作浪，中國企業面臨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大幅上升。[4]由於俄羅斯被排除出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其金融機構對通過中國銀行業進行跨境資金交易的意願上升，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禁令讓中資金融機構由於擔心次級制裁無法接單涉俄羅斯業務。[5]中國“一帶一路”在歐洲段線路由於衝突而不得不暫停和更改。過境/直達烏克蘭的中歐班列被迫做出調整。

此外，中國企業正面臨不斷增多且類別繁雜的西方制裁禁令，企業誤碰制裁禁令的風險在增大，對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造成嚴重干擾。[6]

三、長期影響

俄烏衝突的長期影響將遠超二戰以來的歷次局部戰爭，並將引發世界各國之間新的分化組合，加速世界變局的演進過程。

一是加快國際平行市場的形成。國際經濟關係此前已經受到“美國優先”政策的衝擊。俄烏衝突將加速國際體系的集團化。雖然從軍事衝突角度看，俄烏衝突是一場地區衝突，但從非軍事角度看，俄烏衝突已經涉及多國，儼然比擬一場世界大戰。戰爭形式包括金融戰、貿易戰、高科技戰，經濟戰，政治戰，輿論戰，意識形態戰和文化戰等等。規模之大，手段之多，範圍之廣，均為二戰以來之最。美歐等大規模製裁迫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相當多的國家開始認真研究應對西方制裁的方法。特別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將俄羅斯排除SWIFT體系，此舉警示很多國家需要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國際支付結算體系，以保護自身利益。因此，未來將會以此劃線，形成平行體系，支持俄羅斯的一方形成一個“同盟市場”like-minded market，而支持烏克蘭的會形成另一個“同盟市場”like-minded market。

但這種平行體系不符合中國的發展利益。中國主張繼續推動全球化，對資源進行全球有效配置。集團化和平行市場會增加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成本，不利於人類社會福祉的提高。為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中國應同各國一道，積極致力於衝突後重建議程，推動各國“建大院”“拆高牆”，在綠色發展、氣候變化、紓解貧困、隱私保護、化解高債務、打擊暴恐等方面加強合作，避免可能出現的集團對抗。

二是加快美元霸權的衰落。 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在所謂“美國優先”原則指引下，大打“貿易戰”、“關稅戰”，搞“零和博弈”，嚴重透支了美國的國際領導力。拜登政府上台後並未調整特朗普時期的經濟政策，令美元的國際信用不可逆轉地下降。新冠疫情爆發後，美聯儲實施“無限量化寬鬆”政策，更讓全世界看清了美國利用美元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來轉嫁疫情成本的極度自私本質。俄烏衝突後，美歐聯手憑藉美元霸權，加大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更加重了其他國家的危機感。由此，各國紛紛着手研究美元以外的替代交易、支付系統。[7]

對可預見的美元霸權衰落，中國的立場是明確的，即美元體系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平台，中國並不刻意挑戰美元霸權地位。中國主張的是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中發揮與中國經濟總量相匹配的作用。[8]

三是國際能源體系加速變革。俄烏衝突讓歐洲最終下定決心要走能源多元化道路。這一方面將推動國際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的扁平化、離散化，形象地說，將從“集中式”轉變為“分佈式”，從“單點式”轉變為“矩陣式”。另一方面，或加速新能源革命的到來。太陽能、風能、水電等新能源消費比重將會持續上升。國際能源體系的扁平化和離散化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影響是安全目標發生變化。世界主要大國對傳統能源供應通道控制的爭奪或將減弱，而轉向新型的能源設施。

國際能源體系或將會因俄烏衝突而加速轉型。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必須要尤其注意，現在留給人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時間已經不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的最新報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再次發出警告，世界為適應氣候變化做好準備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如果再不付諸行動，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將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中美作為世界大國，面對俄烏衝突帶來的挑戰，更應加強合作，防止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上凝聚的共識被擱置。中美兩國應攜手繼續推動全球能源氣候治理；在IEA、OPEC等國際組織的石油安全保障機制的基礎上擴充應急響應機制的功能；利用G20平台促進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能源治理方面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