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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全球權力轉移

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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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直專註於大國競爭。直到今天,華盛頓大部分時間都在忙於把我們同中國的關係描繪成一場新冷戰。顯然,大國競爭仍然是外交政策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我們切不可讓它掩蓋技術所帶來的與日俱增的跨國安全威脅。

人們對世界政治中的國家間權力轉移耳熟能詳,而由技術驅動的、從國家向跨國行為體和全球力量的權力轉移,卻有着新鮮而陌生的複雜性。技術變革使金融穩定、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和疫情等許多問題同時被提上全球議程,而且往往削弱了政府的響應能力。

超出政府控制範圍的跨國關係領域,包括銀行和罪犯以電子方式轉移資金、恐怖分子運送武器和傳遞計劃、黑客利用社交媒體干擾民主流程,以及疫情和氣候變化帶來的生態威脅。例如,因新冠肺炎致死的美國人已經超過在朝鮮、越南和伊拉克戰爭中的死亡人數,而我們對此幾乎毫無準備。新冠肺炎也不可能是最後或最嚴重的大流行。

從維基解密、Facebook和各種基金會,到恐怖分子和自發的社會運動,個體和私人組織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發揮直接作用。信息傳播意味着權力的分佈更加廣泛,非正式的網絡則可以削弱傳統的官僚壟斷。而且,信息在線傳播的速度意味着政府對議程的控制減弱,公民面臨著新的不安全因素。

孤立並不是一種選擇。美國的兩個大洋不再是從前那樣有效的安全保障。上世紀90年代,美國轟炸塞爾維亞和伊拉克的時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和薩達姆·侯賽因無法對美國本土做出回應。但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1998年,比爾·克林頓總統對蘇丹和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目標發射了巡航導彈,三年後,基地組織把美國民航客機變成巨型巡航導彈,在美國本土殺死3000人(比珍珠港襲擊還多)。

而威脅不一定是身體上的。美國的電網、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和銀行都容易遭受來自美國境內外任何地方的電子攻擊。海洋是無濟於事的。一次網絡襲擊可以來自十英里以外,或者是一萬英里以外。

除了基礎設施,民主自由也容易受網絡襲擊。2014年,因為反對一部嘲諷其領導人的好萊塢喜劇,朝鮮就發動了一次成功的網絡襲擊,威脅言論自由。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由於Facebook、谷歌、推特這些科技巨頭來自美國,因此它們都是美國的權力工具。不過,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俄羅斯也能把這些公司作為武器,影響選舉結果。其他人都可以效仿這個模式。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以某種方式改變着世界政治,這意味着即使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獲勝,也無法通過單獨行動來實現自己的諸多目標。例如,不管經濟全球化可能遇到什麼挫折,氣候變化影響,包括極端天氣事件、農作物減產和海平面升高,也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質量,而美國是無法獨自解決這些問題的。在一個對非法藥物、傳染性疾病、恐怖主義等一切來說邊境都已千瘡百孔的世界上,各國必須利用自己吸引他人的軟實力發展網絡,建立制度和機構,以應對這些新的安全威脅。

身處這個“新的封建”世界,全球領先的大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發揮領導力,組織全球公共品的生產。但美國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很少提及這些威脅,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衛組織這類行動則是走錯了方向。

技術專家理乍得·丹茲格對這一問題的總結是:“21世紀的技術不僅在分佈上是全球性的,其結果也是如此。病原體、人工智能系統、計算機病毒以及他人也許無意間釋放的輻射,有可能不分你我都變成我們的問題。各國共同議定的報告系統、共用的控制、共同應急計劃、規範以及條約必須用來作為緩解諸多共同風險的手段。”關稅和牆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在一些軍事和經濟公共品領域,美國的單邊領導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譬如,美國海軍對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至關重要;在眼下的全球經濟衰退中,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發揮着關鍵性的穩定作用。

但在其他問題上,成功就需要與他人合作。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嗎?》這本書中所說的,在這個新的世界上,某些方面的權力是正和博弈。只想憑權力駕馭他人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考慮讓權力實現共同的目標,包括與他人一起行使權力。

當前的戰略辯論缺少這種思維。在許多跨國問題上,賦予他人權力可以幫助美國實現自己的目標。比如,如果中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碳排放,那麼美國也會受益。

在這個新的世界,網絡和連通性成為實力和安全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日益複雜的世界裡,連通性最強的國家最有實力。以往,美國的開放性增強了它構建網絡、維持機構和支撐聯盟的能力。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的國內政治中,保持開放和與世界互動的意願是否還會保持下去。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Other Global Power Shift”(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