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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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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肖耿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

國家安全的經濟成本

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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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相互關聯的全球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被破壞,新冠危機暴露出有關治理體制是何等的脆弱與不公。而不斷升級的國家安全威脅,亦凸顯了解決這種系統性脆弱與不公的難度。

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在2007年提出了全球經濟的“不可能定理”,即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從根本上說是不可兼容的。“我們可以把三個當中的任何兩個結合在一起,但永遠不可能同時全部擁有它們。”

要了解社會、經濟和國家安全政策如何糾纏於此等困境,想想香港的經驗就夠了。英國殖民統治以來,“積極的不干預主義”政策令這座城市實現了經濟增長。香港的殖民長官知道,當地相對較小的市場、製造業和貿易量,意味着通向繁榮的最可靠路徑是承諾開放,而不是實施有針對性的發展戰略。

他們是對的。今天香港擁有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且長期以來一直允許資本、信息和人員自由流動。接近於零的關稅和超低稅率使這座城市得以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最大股票債券融資市場之一。從一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就包括與香港進行更深入的經濟合作,這為香港增添了活力。

然而,與發達經濟體一樣,全球化帶動的經濟繁榮掩蓋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隨着製造業向中國內地轉移,許多工作崗位失去了,不僅是工廠的崗位,還包括物流和後勤服務崗位,其結果是中產階級空心化。如今,當地的基尼係數為0.539,相比之下美國為0.411(是主要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基尼係數為零代表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

曾經一度,香港在採取不干預主義經濟立場的同時,在社會政策方面也是放任的。但1967年的暴動——由勞資糾紛演變成一場反對英國統治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迫使政府建造了大量廉價公屋,以緩和工人的不滿。但這種方法是有缺陷的。今天,近45%的香港居民仍住在是公租或補貼房內,與之對比的是中國內地90%的家庭至少有一所自己的住房。

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並不容易,尤其是因為國家安全風險在上升。香港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國家安全成本幾乎為零,這是中美和平交往的一個副產品。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讓這種情況開始轉變,它凸顯了低成本武器與高成本反恐防禦之間的不對稱,而這種防禦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近年來數字技術擴散所構成的風險也具有同樣的不對稱性。發動網絡攻擊的成本很低,但卻可以摧毀整個金融、信息或防禦系統。

正如羅德里克的三元悖論所顯示的,這種風險迫使政府要做出權衡。 國家安全問題註定影響經濟政策,其結果卻不一定會加劇提供解決社會不平等所需資源的緊迫感。

當經濟政策無法提供合理的社會公平,比如讓大家有自己的住房和優質的工作,內部的安全風險就會上升。的確,與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在香港,許多工人和年輕人抵制現有政治建制,接受地方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少部分人甚至抗議國家機構。而這種趨勢通常會導致混亂和暴力,迫使政府採取恢復秩序的強硬行動。

對香港來說挑戰更為複雜,因為它是中國與敵意日盛的美國之間的一個金融門戶。正如羅德里克所指出的,中美之間的對抗主要是由國家安全問題來決定,以至於經濟有可能成為地緣政治的“抵押品”,更糟的,是促使這種戰略對抗加劇和擴大。

美國將金融武器化就是這一風險的例證。自從所謂反恐戰爭開始以來,美國一直利用私人部門和銀行,將特定行為者與國際金融體系隔離開來。近年,美國廣泛依賴二級制裁,就連法國和德國都在考慮如何擺脫它的金融主導地位,包括建立一個替代性全球支付系統和一個歐洲基金,以便能同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繼續貿易。

隨着美國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實施金融制裁,中國開始擔心香港會充當“特洛伊木馬”,被美國利用來破壞中國的政治穩定,包括國家安全措施。畢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明確目標不僅是保護美國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有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中國的擔憂也許正在成為現實。美國最近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該法案允許對“因香港及其他目的而參與削弱中國應盡義務的外國人”實施金融制裁。換句話說,美國正在利用金融系統懲罰參加對香港製定實施新國安法的中國官員。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政府還曾考慮破壞港幣與美元掛鉤。所幸,美國領導人認為掛鉤更好,因為鑒於香港的世界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地位,脫鉤會威脅到整個美元支付系統。

考慮到中美對抗的軌跡,這一決定並不讓人感到多麼安慰。對國家安全的日益強調將進一步損害全球貿易和投資,導致資助社會政策、解決不平等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減少。這是全球共同的悲劇,而且無法保證人們認清這一點就能改變結果。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Economic Costs of National Securit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