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全面鋪開，特別是近期美國發佈《國家安全戰略》放棄“永久主導世界”、2026年開年擄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一口氣退出66個“違背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美國聚焦國內、主導西半球、實行全球戰略收縮的態勢愈發明顯。
當下，特朗普政府正以保守、內顧、收縮為主基調，顛覆性重置美國的戰略取向和戰略資源。其指導原則是“基於實力、追求實利”，核心價值理念是“以民族民粹主義取代自由國際主義”。在全球參與上，它敵視多邊主義，貶低聯合國等國際制度，不屑於國際援助，肆無忌憚毀約退群，從全球治理中大幅撤退。在美盟關係上，它對盟友減少承諾，降低投入，增加索取，要求歐洲、日韓等盟友大幅提高安全支出，並為美國的軍事保護“付費”。在地緣介入上，它重新確認戰略重心是“主導西半球，強力威懾亞洲”，為此美國急於從俄烏衝突、中東亂局中抽身，尤其反對並極力避免類似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這樣的“長期戰爭”，介入方式更傾向於突襲伊朗、委內瑞拉這樣的“快進快出、規模有限、後果可控”的軍事行動。在民主推廣上，它淡化意識形態因素，放棄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做法。
對此，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戰略收縮只是特朗普任期的政策，一旦換了民主黨或共和黨其他總統上台，美國“仍然隨時可以重回霸權擴張模式”。其實不然。
歷史上，美國外交安全戰略經歷了從孤立主義自保到全球主義擴張的重大轉變。大體說來，從18世紀後半期建國開始，以華盛頓總統發表“告別演說”提出孤立主義告誡為標誌，美國基本維持了百餘年的孤立主義政策。20世紀上半葉美國相繼捲入兩次世界大戰，最終在二戰中放棄了孤立主義政策，轉而擔當起西方領導者的角色，全球主義成為美國近80年的政策主流。如今，經歷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試探破壞”，以及拜登四年短暫的“局部回調”，特朗普第二任期大權獨攬全面施政，從真正意義上開啟了新一輪美國向孤立主義、民族主義的回擺。
綜合來看，特朗普此番戰略轉向和調整不是美國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矛盾積累、國內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很可能代表某些中長期的趨勢性變化，不會因為強購格陵蘭島這種局部“領土擴張”意圖而改變全球戰略收縮的實質。
其一，美國護持全球霸權已力不從心。經過二戰結束後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幾十年的全球擴張，美國戰略透支困境加重，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失調，特別是經濟脫實向虛、製造業空心化、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問題惡化。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近年反覆強調，美國正處於霸權衰退期，國家功能紊亂甚至有“內戰”之虞。概言之，美國已經從全面領先、均衡發展的超級大國，蛻變為“畸輕畸重的偏科大國”，金融、科技和軍工資本仍發達，但實力相對短板突出，已經無法再維繫美國舊有的霸權擴張模式。
其二，美國國內支撐全球主義擴張的戰略共識分崩離析。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標誌，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加速分化，在全球化支持者與反對者、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壘中，後者逐漸勢大，居於主要地位。資本全球化不受控制的自然經濟結果，就是貧富差距擴大，但獲利更多的是少數有錢人，相對受損的卻是廣大中下階層，由此滋生“鐵鏽帶”之痛、“鄉下人的悲歌”乃至所謂的美國經濟“斬殺線”。中產階級無可避免地規模化萎縮，最終積聚起“美國優先”的強大民意，逆轉了持續幾十年的全球主義擴張戰略。
無論是拜登政府聲稱的“中產階級外交”，強調“將勞工家庭訴求置於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位置”，還是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美國永久主導世界的目標損害中產階級和工業基礎”，都是對美國社會經濟現實的反應，是不斷上升的國內經濟壓力壓縮美國外交政策空間的體現，減少海外支出、加大國內投入，成為美國跨黨派的延續性政策。
其三，美國作出戰略判斷，認為“回歸國內、國內優先”是決定新時代大國競爭勝負的最優治國方略。大國的戰略取向和布局，既由其國家實力和利益、黨派主張、歷史文化等內生性因素塑造，也由國際環境、主要對手等外部因素塑造。冷戰期間，美蘇爭霸主要體現為軍事實力對抗和依託于軍力的地緣政治競逐，兩國分別建立了龐大的核武庫和相應的勢力範圍，軍備博弈始終是影響實力天平的重要砝碼。
當今時代，新型大國競爭主要取決於科技進步與產業升級所形成的國家實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還推脫說“美國的問題是中國造成的”，在第二任期他本人以及美國戰略精英已經認識到“美國的問題是美國自身的”，中國是“有史以來實力更均衡更強大的對手”，美國大戰略重心只能是回歸國內、着力提升本國實力，特別是經濟科技領域的硬實力。美國搶佔人工智能新高地，搶奪全球關鍵礦產和戰略通道等，皆是為此。可以說，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世界主要大國，彼此互動不僅塑造國際秩序，也深刻影響着對方的戰略實施乃至治國理政方式，無怪乎近來多有國際評論說，“美國越來越像中國”“中國也越來越像美國”。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美國雖不再是全球霸權，但仍有望維持“諸強之首”的實力地位。戰略收縮有其限度，特別是一些帶有特朗普個人偏好和鮮明特徵的外交政策舉措，矯枉過正積怨頗大，有待未來美國決策者重新糾偏。不可否認的是，大國有其特殊的國際責任，美國需要校準自身在多極世界中的新定位，確立自身實力、利益和責任的合理邊界，實現美國與世界互動關係的再平衡。這既不會是維護自由國際秩序的全球主義擴張，也不應是狹隘的MAGA派所主張的孤立主義、民族主義立場。畢竟，世界仍需要美國，美國更需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