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越來越多評論人士警告中美之間將發生軍事衝突，人們很容易以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儘管歷史表明崛起的大國往往會與守成大國發生衝突，但也有重要的例外，而且有必要考慮當前的獨特環境。

美國國會以空前活躍的姿態介入涉台政策，根本原因在於延續了數十年的中美戰略合作關係轉向了戰略競爭甚至對抗。國會主導涉台政策束縛了拜登總統的手腳，使之難以與中國重啟外交關係。

中美應抓住阿富汗塔利班這一主要矛盾，協調國際社會和地區鄰國開展相關工作，在尊重聯合國相關決議基礎上共同引導阿富汗擺脫戰亂，恢復正常的社會政治秩序，使之不再成為國際安全的隱患。

美國似乎已經使出渾身解數推進其東南亞議程，以誘使其他國家遠離中國。但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象徵意義上，作為中國的鄰國，東盟國家都很難與中國保持距離。

從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到對「大國競爭」的醉心迷戀，美國習慣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它犯下一系列戰略性錯誤的思想根源。

拜登政府集中對東南亞發力，除了一般性地加強雙邊關係外，還有兩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在東南亞進一步落實美國的印太戰略，二是重新在南海攪起風浪。

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正在涌動。作者談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如何擔當，以維繫全球化趨勢和捍衛自身發展權。

冷戰期間，美國大戰略的重點是遏制蘇聯的力量。如今，中國的崛起也需要美國和盟國制定一項戰略，但不是尋求徹底戰勝生存威脅，而是有管控地競爭，在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中既合作，又競爭。

如果戰略競爭的雙方不計成本地將現有資源甚至預期收益都用於競爭，為取得優勢寧肯犧牲己方的經濟利益，犧牲己方的社會發展潛力，阻斷其他無辜國家的發展機會，那就超出了戰略競爭的底線。

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負責任地管理雙邊關係」，以及天津會談本身已經表明，雙方正在努力「管控競爭」。

G7試圖搶抓後疫全球議程的主導權，但是它們無法主導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不僅不應該拒絕，而且可以作為負責任的一方積極加入到全球議程中去，共同推進那些有益於世界的重要事項。

儘管阿富汗塔利班軍事行動取得顯著勝利，但其對中亞地區安全的負面影響有限。

坎貝爾的言論表明美國當前階段將延續對台政策的「戰略模糊」。隨着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升級，操弄台灣問題已成為美國對華遏制打壓的必要手段。但鑒於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增強，對台政策的工具日益豐富多元，美國打「台灣牌」的政策成本也會不斷增大。

對美國來說，「四邊安全機制」是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最有效抓手，而東盟看重的協調、相互制衡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與美國的需求相去甚遠。

中俄關係不會走向軍事同盟，也不會走向分裂，這種關係的核心，是冷戰後雙方長期戰略互動結成的認知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