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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付東 山東社科院國際經濟與政治所副研究員

日韓關係改善難度仍較大

2023-04-16

近期,多年來齟齬不斷的日韓關係呈現出改善跡象,美國政策界對此歡欣鼓舞。畢竟良好的日韓關係是美國多年來努力構建的美日韓三邊合作機制的關鍵,而後者的主要指向又在於“集中力量打造對華堡壘”。

近年來,美國一直威逼利誘要求日、韓盟友改善關係,然而總體進展不大,直到親美的尹錫悅政府上台,才決議推動對日關係的改善。美國高層直言,美日韓三國共同遏華合作水平將因日韓關係改善而大大加強。

對於日韓改善關係勢頭能否長期持續,目前論者多認為其主要障礙仍是慰安婦、強征勞工等歷史問題糾葛。美國高層也多次宣稱,日韓應避免被歷史、領土等“不那麼重要”的議題所困擾,而應強化合作、共同應對國際和地區局勢的重大變化,謀求更大的戰略利益(即所謂應對“中國挑戰”)。按照上述觀點,日韓之間似乎有強大的合作動力,只是以往“不恰當”地被過去的歷史問題所困擾。

然而在筆者看來,若日韓合作只是被舊怨所困,那麼在更大的挑戰和利益面前,兩國實現合作並非難事,所謂“吳越同舟”。日韓之間長期無法進行合作,根源恰恰是兩國存在巨大的戰略分歧,而歷史問題只是這種分歧的表象。

首先,日韓的威脅認知不同。正如斯蒂芬·沃爾特經典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指出,一國會選擇制衡對其安全構成威脅更大的一方,而未必是權力更大的一方。威脅認知取決於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不可能因一時一事就輕易改變。美國、日本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和挑戰,積極拉攏第三方共同加大對華遏制。

然而,韓國在這個問題上頗為糾結,更多在中美之間奉行對沖戰略。縱然目前的韓國保守政府對中國的威脅認知有所上升,但在國內民眾和精英層之間這並非共識。基於歷史上中國與朝鮮半島長期友好相處和精誠合作的經驗,以及後冷戰時代韓國在對華合作中獲益甚多的現實,韓國相當多的民眾、精英並不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更不願意在中美戰略競爭中選邊站隊。

相反,韓國對日本的威脅認知卻難以消除,這不僅僅是因為存在朝鮮半島多次受到日本侵略的歷史記憶,也因為現代日本並未清算右翼勢力和糾正錯誤的歷史觀念,對深受其害的周邊國反而持居高臨下態度。畢竟,對過去行為正當性的認知代表着未來的政策可能性,從這一點上看,韓國各界警惕韓日安全合作和日本介入半島事務並非簡單的感情用事,而有其合理性。

其次,日韓綜合實力日益接近,兩國關係中競爭的一面不斷增強。冷戰時代,日本是亞洲經濟的領頭羊,韓國將日本作為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日韓之間的合作有較強動力。近年,韓國與日本的經濟、科技、軍事差距日趨縮小,韓國對日經濟依存大幅下降,對華經濟依存度上升到第一位。

1995年韓國GDP僅為日本的10%,到2021年已經達到日本的約37%。韓國的人均名義GDP也從1990年的6516美元(僅為同年日本的26%)增加到2023年的3萬多美元(基本與日本持平,但人均實際GDP仍有一定差距)。韓國電子、汽車、造船、半導體等產業崛起,擠壓了日本同類產業的發展空間。在軍事實力方面,近年韓國在全球軍力排行榜中高居六、七名,與日本不相伯仲。

韓國希望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而日本對此並不歡迎。近年來,日本對韓實施出口管制,甚至多次反對韓國加入G7峰會和美日印澳四方機制等,顯然是忌憚韓國地區地位的上升。此外,日本也擔憂一個統一的、強大的朝鮮半島會挑戰日本在東亞的優勢地位。

其三,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日韓的差序地位不同。雖然美國對美日、美韓同盟分別冠以“基石”(cornerstone)和“核心軸”(linchpin)的美名,但也不過是語言遊戲。實質上,日本一直是美國亞洲乃至全球盟國體系的核心,在美日韓、美日印澳、印太戰略等多邊機制中,日本都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心,這決定了美韓同盟要服從於美日同盟的戰略目標。

而美日的戰略重心都在遏制中國,韓國加入美日韓三邊機制,首先得配合美日的戰略需要,其自身的戰略重心(應對朝鮮問題和自身發展)反而失焦,戰略自主性也大大喪失。

美國在斡旋日韓關係的過程中,主要是施壓韓國政府“服從大局”單方面讓步,而對日本的修正主義和右傾化卻視而不見,清晰地顯示出對待盟國的親疏遠近。其關鍵在於,美國想要倚重右傾化的日本作為遏制中國的首要利器和棋子,就只能抑制韓國正當的對日要求,並試圖將韓國推到美日與中國對抗的最前沿。

但即使是目前親美的韓國政府,恐怕也難以接受這樣的安排。3月21日,在國會質詢會上,韓國外長朴振針對他對日展開“屈辱外交”的指責反駁稱,屈辱是弱者對強者的讓步,韓國在國家信用度和人均購買力方面都超過日本,不能用弱國屈從強國的框架來界定。姑且不論這種反駁是否成立,但這反映了韓國的自我定位是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亞於日本。

綜上所述,日韓之間的相互認知、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存在着明顯的分歧。可以說,當前韓國推動對日關係改善的動力主要是美國的外部壓力以及韓國保守政府的執念,而缺乏普遍的民意和精英共識。3月底,韓國蓋洛普調查顯示,在韓國政府改善對日關係後,尹錫悅總統的支持率暴跌至30%的低點,而且持否定評價的最大理由是“外交”和“對日政策”。

近年,國力日益增長的韓國提出打造“全球樞紐國家”等宏偉目標,試圖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這是十分自然的訴求。然而,韓國試圖通過強化美韓同盟、美韓日合作來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反導致自身的戰略自主性大幅下降,其本身的價值和影響力消失在美國和日本的陰影之下。

誠如近日韓國前統一部長丁世鉉所言,美國用華麗的修辭來強調增進美韓同盟、日韓關係的必要性,其實質是讓韓國服從美國印太戰略的布局,韓國在此過程中成為了美國的“下級夥伴”。因此,雖不應低估美國力推的美日韓合作在加劇地區新冷戰中的負面影響,但也應客觀看到其內部有着明顯分歧和障礙,推進難度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