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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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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龔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完成換屆後的中美兩國如何互動?

202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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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2022年的激烈博弈和臨近年末的密集互動後,隨着美國第118屆國會開幕,以及中國召開兩會並完成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機構的換屆,中美關係進入2023年以來呈現出更趨複雜的圖景。尤其是近期,兩國互動的態勢更加表明,對於對方的認知和定位,對於雙方應該如何相處,中美在理念和行動上的差異越來越大。

一段時間以來,華盛頓的對華氛圍很大程度上已被“兩黨一致”“府會一致”的對華強硬情緒和“競贏中國”訴求所主導,而第118屆國會成為促使其進一步惡化的關鍵推手。近期,國會在雙邊關係中的負面作用達到中美建交以來新高峰,圍繞多個敏感重大議題密集提出並通過了數項極具顛覆性的法案。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對華定位更趨極端,新設的“中國特設委員會”主席加爾格爾甚至渲染美中競爭是關乎“未來與基本自由的存亡之爭”。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國會正快速擴充“挺台抗陸”工具,以“台灣有事”為情境儲備對華制裁方案的姿態愈發高調,甚至提出“軍事對抗”意味極其濃厚的對台“武器租借法案”。繼佩洛西“竄台”引發中美關係新一輪危機後,新任眾議長麥卡錫“竄台”傳言與蔡英文“過境”竄美、新任眾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竄台”疊加共振,國會與台灣當局“交往”勢頭迎來新高,眾院還要求美國務院解除對台“交往自限”。

國會還試圖推動對華“脫鉤”從關鍵和高科技領域向範圍更廣、程度更深的方向發展。從提出廢除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中國貿易法案”,到以415票對0票在眾院通過“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再到舉辦“圍獵”TikTok的聽證會、呼籲加強美對華科技投資審查,這些動向折射出國會特別是其中的強硬力量力求中美交往和經貿關係大幅“倒退”。雖然這些法案未必能通過,但其影響已從聯邦蔓延到地方和更廣泛的群體,這從近期得克薩斯和南卡羅來納通過禁止中國公民購買不動產的新規就可見一斑。

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實際“操盤手”,在繼續推進作為美全球戰略關鍵目標的“競贏中國”議程的同時,美國行政部門的考量顯然更為複雜。一方面,近期新一輪“四邊機制”外長會舉辦、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合作計劃公布、“印太經濟框架”第二輪談判開展和第二屆“民主峰會”召開等動向說明,以加強盟伴體系網絡化、價值觀外交、錨定“印太”地區等為核心要素的美國對華“競爭”戰略正在走向深入。另一方面,白宮與新一屆國會在對華“競爭”的具體節奏上也呈現出區別,更強調防止“競爭失控”甚至出現直接碰撞。在國會就“氣球事件”不斷造勢的同時,白宮和軍方近期似乎有意淡化其外溢效應。同時,行政部門更傾向於聚焦“精準脫鉤”,而非國會內部所主張的大面積和顛覆性“脫鉤”。

在兩會後,中國在繼續批評和反對美國以“競爭”為主導以“競贏”為目標的對華戰略的同時,對外和對美密集傳遞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聲音。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李強總理強調中國要“吃改革飯、走開放路”,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強調中美應相向而行並探索正確相處之道。在隨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美國工商界人士密集訪華,強調看好中國發展前景,希望繼續深化對華合作,傳遞出與當前華盛頓對華截然不同的態度。

李強總理在會見參加論壇的境外代表時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來越大”,包括蘋果公司、波士頓諮詢公司等美企高管在內的外方代表表達了對華積極信號。論壇期間,國家副主席韓正會見包括美企雅培公司在內的多家跨國公司的負責人,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會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外交部長秦剛集體會見美國友好團體和工商界人士,發改委主任鄭柵潔和商務部長王文濤會見包括美企蘋果公司在內的多家跨國公司高管。這些動向反映了包括美企在內的美西方工商界不願“脫鉤”並堅持在華營商投資的信心,也傳遞出中國新一屆政府繼續堅定對外開放的意願和行動。

在美國工商界積極對華互動同時,美國行政部門也在逐步推進對華“接觸”。近期美國務院東亞與太平洋局助理國務卿幫辦華自強低調訪問了中國香港、上海和北京,與中國的專家學者開展了對話,外交部美大司負責人應約與他進行了溝通。白宮、軍方、外交、財政、商務等部門也展現出希望與中方保持溝通對話甚至來華訪問的訴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中國主辦的博鰲亞洲論壇等場合,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領導人強調團結應對全球問題、反對世界經濟碎片化,西班牙、新加坡、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領導人也表達不願對華“脫鉤”的明確信號。海南自貿港全島封關也在加快推進,表明中國正在穩步擴大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從中美近期互動的動向可以看出,雙邊關係受美國對華認知和戰略嚴重偏差的影響難以得到實質性提升和改善,但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所主張的以“戰略競爭”為主導的對華政策框架也難以得到美國國內所有涉華利益攸關方的認同,行政部門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具體的阻力和挑戰。與美國工商界類似,近期美國媒體、學界和國際社會也出現不少反思對華政策的聲音,《紐約時報》甚至刊發社論質疑美政府的對華政策。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競爭”在範圍和深度上的加碼,也將伴隨着來自美國國內更多的分歧和質疑,以及美西方內部和國際社會更多的疑問。

下一階段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還將面臨幾個重要問題。在中國圍繞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包括美國國內各群體和美國盟伴在內的全世界進行密集和正向互動的同時,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和“脫鉤”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認同”“支持”和“跟隨”,而不是逐步走向自我設限甚至孤立?此外,隨着美國國內特別是國會政治在牽引中美關係中的負面作用顯著上升,以及2024總統大選年的臨近,美國對華的冒進性和危險性將發酵。拜登政府一直以“負責任的競爭”和“避免對華衝突對抗”為口號,如何防止雙邊關係進一步下滑甚至“脫軌”,美方特別是白宮也亟需在應對國內尤其是國會政治氛圍與開展對華互動之間尋求更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