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走強意味着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越來越大。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速度大大加快。對美國投資者來說這是大好機會，而且不會有損失。

在供應鏈全球化和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替代性肉類市場的增長潛力不可小視，而美國公司正尋求從中獲益。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複雜的經濟下行壓力，中國會否信守貿易承諾並非意願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將匯率問題「武器化」，勢必嚴重擾亂全球金融秩序，導致全球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給本已惡化的世界經濟帶來更大衝擊。

要麼是中國修訂產業政策，允許美國企業互惠進入市場，要麼是關稅使美國企業脫離中國，把製造業帶回美國或者從不會對美國安全構成長期威脅的國家進口產品。

詹姆斯·諾爾特認為，特朗普通過貿易戰向中國尋求的是管理貿易，而不是自由貿易。遺憾的是，美國和日本上世紀80年代精心制定的「管理貿易」解決模式對中國來說並不是一種選擇。

我們正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貿易體系危機，它不是簡單地來自於壞的法律、孱弱無能的機構、魯莽的領導者或無賴國家，而是來自於我們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經濟的錯誤理論。正在逼近的中美貿易戰就是我們了解世界方式不當的現實後果之一。

2017年，特朗普的內外政策大都處於「試水」階段，政策缺乏連貫性。2018年隨着特朗普任期推進，其各項政策將趨於成熟，並牽動中美經濟關係走向。

特朗普總統長期以來所持有的觀點，以及他在競選中的言論，意味着有巨大政治壓力要求縮小美國貿易逆差。2008年美國會採取更多前所未有的措施，其中主要是針對中國。不過，貿易逆差尤其是中美雙邊貿易逆差也許並不會減少。

儘管對速匯金（MoneyGram）的收購高調被拒，但北京的資本管制限制比美國的國家安全關切厄殺了更多的交易。中方的擔心可以理解，然而不能簡單認為針對北京的實際審查比其他國家多。

雙邊貿易摩擦可以涵蓋很多領域，包括鋼鐵、汽車配件及知識產權保護缺位，但其根本原因是結構性的。只要中國憑藉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繼續推行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美國商界就不得不面對非關稅壁壘、產業政策、政府補貼、貨幣操控等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當然，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不會一夕發生，但它的確需要強大的外力推動。

儘管最初相當悲觀，「習特會」卻比人們的預料顯示出更多的貿易務實精神，雖然美國粗暴地展示軍力給會晤蒙上了一層陰影。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無論是就業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無不與所謂的糾偏「全球化軌道」為出發點。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諸多悖論，對美國經濟而言蘊藏着巨大的政策風險。

隨着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和中國經濟轉型，中國在國際政治、軍事、經貿等各方面都將面臨新挑戰，中國外交或將進入戰略艱難期，但也可能是艱難與機遇並存。

本世紀初中國進入拉丁美洲，改變了地區形態，為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提供了除傳統上依賴美國市場以外的多元化機會。當美國貿易上從西半球撤股之時，中國已經蓄勢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