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越來越沉迷於中美之間的權力爭鬥。但是，由技術驅動的、從國家向跨國行為體和全球力量的權力轉移讓全球事務有了一種新鮮而陌生的複雜。

如果喬·拜登在11月擊敗唐納德·特朗普，他將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恢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是美國能否與核心盟友合作，推動民主和人權，同時與更多的國家合作管理基於規則的國際機構，以應對跨國威脅。

儘管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稱之為新冷戰卻是一種誤導。雙方都應當尋找必要的「底部」和「安全網」，以建立起最適用於美中合作性競爭的框架。

危機時刻，最高效的領導者能夠通過教育公眾認清自身利益來促成團結。面對新冠病毒，領導人的背向而行，只能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中美兩國在第一輪新冠考試中考砸了。但對於他們來說，學習怎樣把事情做得更好還為時不晚。

對外交政策的評判不僅要看具體行動，還要看其行動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環境。

說所有國家都在按照國家利益行事，這等於廢話，至少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問題在於領導者如何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定義和追求國家利益。

雖然中美之間達成部分貿易協議，但很少人相信雙方將全面休戰。展望2020年，兩國應重點管理相互依存以及「智慧競爭」，而不是被誇大的恐懼所消耗。

在上月的巴黎和平論壇上，全球網絡空間穩定委員會就如何提供一個全面的網絡穩定框架發表報告。報告結合其他各方提出的規範、原則和建立信任措施，使其結論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

衰落的大國與崛起的大國同樣值得外交上的關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離任後，美國必須制定出嚴肅的對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