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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有道德的外交政策?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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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美國人說,他們想要有道德的外交政策,但究竟指的是什麼,他們各有說辭。用三維記分卡看美國總統行事的動機、手段和後果,可以讓我們避免得出簡單的答案。

譬如,拿羅納德·里根和兩位喬治·布殊總統來說,當人們呼喚“里根式外交政策”的時候,他們強調的是里根表達價值觀的措辭非常清晰。清楚地講明白目標,更可以教育和激勵國內國外的公眾。

但這不過是里根外交政策的一個方面。他的德性領導之所以成功,還有賴於他的討價還價和妥協手段。關鍵的問題在於,他是否謹慎地平衡了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風險。

里根在他第一任期開始時的言論,製造了美蘇之間危險的緊張和不信任,增加了誤判或意外引發戰爭的風險。但這也成為討價還價的引子,後來,里根在戈爾巴喬夫執掌蘇聯大權時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里根增進了美國國家利益,而他所用的方式並不只對美國的利益有好處。

相比之下,老布殊本人也承認,在冷戰結束時,他並沒有推行那種變革式的外交政策願景。他的目的,是在一個地緣政治發生疾速而深遠變化的時期避免災難的出現。雖然有提到“新的世界秩序”,但他從未明確加以描述。布殊和他的班子要對付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他的控制,因此他定下的目標是在機會和謹慎之間尋找平衡。

布殊約束短期目標,為的是追求長期穩定,這讓一些批評人士抱怨他缺少更遠大的抱負。而他在那個動蕩時期行事謹慎,努力以一種既不過分孤立又盡量不損害他國利益的方式達到美國的目的。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讓戈爾巴喬夫難堪,並設法應對了葉利欽向俄羅斯領導層的過渡。

憑藉更好的溝通技巧,布殊也許還能做更多事情。他可以教育美國公眾,讓他們知道冷戰過後所面臨的世界不斷變化的本質。但考慮到歷史的不確定性,以及冷戰後發生不幸的可能,布殊採取了1945年以來最好的外交政策之一。他讓美國從冷戰結果中獲益,同時避免了災難。

他的兒子小布殊在上任之初對外交政策興趣寥寥,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後,他的目標開始成為變革性的。他開始關注國家安全,然而在那個危機時刻,他轉向利用民主說辭來團結他的追隨者。他的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宣稱,美國將“識別並且消滅恐怖分子以及供養他們的政權,無論他們在哪裡”。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謂的“布殊主義”。

這場新的遊戲沒有規則,也不在乎手段。布殊解決恐怖主義威脅的辦法就是傳播民主,也因此,“自由議程”成為他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但是,他缺少讓伊拉克實現民主的手段,推翻薩達姆·侯賽因並沒有完成這項使命。對背景了解不足,規劃和管理不善,讓布殊的宏偉目標大打折扣。其結果是伊拉克內部爆發宗派戰爭,恐怖組織勢力抬頭,最終演變成了“伊斯蘭國”。

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長久問題是承上啟下的複雜性,這加大了出現意外後果的可能。謹慎有時被視為單純的利己主義,為人所不齒,但在外交政策中它卻是一種美德。草率地評估和不顧一切地冒險,常常會帶來不道德的後果,法律術語稱為“有罪的過失”。謹慎還需要有管理自我情緒的能力。從這兩方面看,特朗普總統拒絕情報,依賴電視消息,這些都引起人們對其外交政策道德性和實用性的嚴重質疑。

這轉而又引出行政機構的作用,以及總統界定美國國家利益的寬泛度問題。總統的外交政策不僅在於具體行動,還在於其行動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環境。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全球最強大國家的領導地位是符合“美國優先”概念的,但它靠的是對這個詞彙的理解比特朗普所表現出來的更廣。正如基辛格所說,“沒有道德維度的實力算計,將把所有分歧都變成力量測試……另一方面,不顧及均衡的道德處方要麼是走向十字軍東征,要麼是政策的無能引來挑戰。這兩種極端情況都危及國際秩序本身的連貫性”。

對於好的外交政策而言,謹慎是必要的美德。但這還不夠。美國總統需要有更廣闊的制度視野時,他們一直都很謹慎。在未來,以有遠見的眼光和策略去正確理解和應對網絡威脅、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新技術和環境變化,將是至關重要的。

有道德的外交政策不僅使美國人更安全,而且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是通過觀察行為與制度、作為與不作為,以及動機、手段和後果所有三個方面來評判道德政策。即便如此,外交政策的性質(有許多意外和不可預測事件)意味着我們最後的結論通常是褒貶不一。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