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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外交政策中為什麼重要?

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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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告訴一位友人,自己剛寫了一本有關道德與外交政策的書時,她調侃說:“那肯定是薄薄的一本。”這種懷疑再尋常不過。在互聯網上搜索一下就會令人驚訝地發現,關於美國總統的道德觀如何影響其外交政策的書少之又少。正如著名政治理論家邁克爾·沃爾澤描述1945年以後美國對國際關係畢業生的培養:“道德論證與學科規則的抵觸是司空見慣的”。

這種懷疑的理由顯而易見。雖然歷史學家對美國例外主義和道德主義多有著述,但是,美國冷戰時期“遏制”理論之父喬治·凱南這樣的現實主義外交家卻一直告誡說,美國將道德家和律法家集於一身的傳統存在缺陷。國際關係是無政府主義的疆域,在這裡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國必須自我防衛,當生存受到威脅時,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既然沒有有意義的選擇,也就無道德可言。正如哲學家說的,“理應即可以”。沒人可以指責你沒去做不可能之事。

按照這種邏輯,道德與外交政策的結合就是一個範疇錯誤。就像對一把刀,只關注它的聲音是否更悅耳,而不是鋒利與否。或者對一把掃帚,關注它被舞動時的美感,而不是價格是否更昂貴。也因此,在評判一位總統的外交政策時,我們只需問它是否奏效,而不必問是否合乎道德。

雖然這種觀點有一定價值,但它的過於簡單化卻令一些難題被迴避。世界政府的缺席並不意味着所有國際秩序也缺席。有些外交政策問題關係著民族國家的存亡,但絕大多數外交問題並不是這樣。例如二戰以後,美國捲入了幾場戰爭,但沒有一場是因為關係國家存亡而非打不可的。許多有關人權、氣候變化或互聯網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選擇則完全涉及不到戰爭。

其實,大多數外交政策問題都涉及需要做出選擇的價值權衡,而不應遵循國家至上的僵化公式。一位憤世嫉俗的法國官員曾對我說:“我定義的'好'就是對法國的國家利益有益,與道德不相干。”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他這話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判斷。說所有國家都在按照國家利益行事,這等於廢話,至少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問題在於領導者如何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定義和追求國家利益。

另外,不管我們喜歡與否,美國人其實一直都在對總統和外交政策進行着道德上的評判。甚至在打那個請烏克蘭總統幫忙的出名電話之前,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就已經讓道德與外交政策的問題從一個理論問題變成頭版新聞。例如,2018年沙特持不同政見的記者賈邁勒·卡舒吉在本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被殺害後,人們批評特朗普為了與沙特王儲保持良好關係而無視一項殘忍罪行的確鑿證據。

自由的《紐約時報》稱特朗普關於卡舒吉的聲明是“冷血交易,罔顧事實”。保守的《華爾街日報》則發表社論稱,“我們知道,沒有哪位總統,甚至是理乍得·尼克松和林登·約翰遜這樣冷酷無情的實用主義者,會寫這樣一份公開聲明,它甚至都不拿美國永恆的價值觀和原則裝裝門面”。石油、軍售和地區穩定是國家利益,但是對其他國家具有吸引力的價值觀和原則也是國家利益。怎麼才能把它們結合起來?

不幸的是,對於道德與當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許多評判都是隨意的,或是欠考慮的。而且,當前太多辯論的關注點是特朗普的個性。我的新書《道德重要嗎?》試圖糾正這種狀況,表明特朗普的一些行為在二戰以來的美國總統當中並非沒有先例。正如一位頗有眼光的記者對我說的:“特朗普並非獨一無二,他只是極端。”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人很少明白我們評判一項外交政策的標準。我們讚揚羅納德·里根這樣的總統,因為他的講話道德觀清晰,就像良好意圖被正確表達,便足以讓人作出道德判斷。而伍德羅·威爾遜和小布殊則證明,良好意圖沒有足夠手段去實現的話,就有可能導致不道德的結果,例如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或是小布殊的入侵伊拉克。要麼是,我們只簡簡單單地根據結果來評判一位總統。一些觀察人士稱讚理乍得·尼克松結束了越南戰爭,然而,他為製造一個挽救顏面的“適當間隔”犧牲掉2.1萬美國人的性命。而結果說明,這個“適當間隔”不過是走向失敗的一次短暫停頓。

好的道德推論應該是從三維角度來權衡意圖、結果及手段,一項外交政策的評判也應當據此考慮。此外,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須看它所產生的結果,比如除了採取特別有新聞價值的行動,如幫助其他國家的某個持不同政見者或某個受迫害的群體,還要維持一種鼓勵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重要的是也要看“不作為”在道德上的後果,比如朝鮮戰爭期間,哈里·杜魯門總統寧願接受僵持局面和國內政治懲罰,也不願採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使用核武器的建議。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那句名言,一隻不叫的狗可以讓我們知道許多東西。

認為道德觀念在今年接下來的外交政策辯論中不會發揮任何作用,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當承認,我們一直是在用道德推論來評判外交政策,我們應當學着做得更好。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Why Morals Matter in Foreign Polic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