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政策作為核心舉措，與通脹走勢、財政收支以及製造業迴流目標緊密相連，成為評判特朗普經濟政策成敗的關鍵。

中美兩國在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加強網絡安全和確保全球穩定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未來形勢將更多取決於價值觀和治理，而非技術。

美債與美元走勢的「異象」既是全球對「信用美元」或「債務美元」模式再評估的結果，也是對美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再評估的結果。如果美國不能恢復財政健康，那麼美元霸權的轉折時刻很有可能會到來。

以制度領先、技術創新和內外協同為基礎，打造面向全球的新型合規穩定幣平台，既是香港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也是中國金融開放和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

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上任後美國關稅不斷升級，這種通過徵收高額定向關稅並迫使亞洲經濟體投資美國製造業的做法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隨着製造業從中國及其鄰國流出，墨西哥等國家可能受益，印度則面臨被落在後面的風險。

新法案允許用美國國債支持所謂「穩定幣」的發行，從而人為製造出一種槓桿循環，而這可能威脅美國乃至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

如果美國能靈活應對並重視與貿易夥伴達成共識，它或許能鞏固其經濟主導地位。否則，持續的高關稅可能加劇全球貿易碎片化，並對美國的長期影響力構成挑戰。

硅谷的科技和資本正在從傳統的「遊說影響」華盛頓，走向「改變塑造」華盛頓，這將給美國的政治權力結構帶來持續挑戰。

特朗普的政策推動了逆全球化趨勢，衝擊現有國際秩序，但也促使世界其他國家尋求新的合作模式，推動新型全球化的發展。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保護主義策略理論上是為美國創造貿易優勢並排擠中國，但又認為世界仍需要美國的消費者。貿易戰期間各種新關係的形成可能意味着美國受到冷落。

因「大而美」法案而與特朗普公開決裂後，埃隆·馬斯克創立了美國黨，試圖挑戰美國的兩黨制。他的對華立場不斷變化，加劇了戰略層面的模糊性，但在兩極分化和僵局持續的時代，該黨的出現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一次壓力測試。

法案為美國經濟注入短期強心針，為美國政府信用緊急輸血，但本質上是透支未來增長潛力的權宜之計。

三大矛盾讓美國科技加速主義精英和MAGA勢力難以全面融合，這將給特朗普政府未來的執政前景帶來一系列影響。

世界經濟已經感受到了關稅引發的全球貿易放緩的壓力。如果特朗普繼續推行其不可行的貿易方案，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只會上升。

華爾街的動蕩既是危機也是機遇。在財富和權力被重新定義的時代，那些通過多元化投資非美元資產或押注新興市場的人，或許能夠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