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新《網絡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將生效，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外國企業能夠做些什麼來適應或者減輕該法的影響。中國的政治計劃從各方面說都是自我生成的，這幾乎自動意味着與外國商業同行的接觸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國企業必須明白這一點，以便定位自身對經濟發展進程的潛在貢獻，使其成為一個增長路徑。

對西方外交官來說，全球互聯網治理問題肯定是如何有效讓中國參與，以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與穩定，這也是中國的合作戰略明確提出來的目標。冷漠的中國會讓北京那些主張對全球互聯網規範採取更強硬、更孤立態度的聲音得逞嗎？滿足中國的某些希冀，如高調出席中國的旗艦式活動，也許不僅能為更廣泛的參與和信任打基礎，還能為中國體制內旨在加強與外國交融的聲音提供支持。

制定一個全球性的網絡空間條約，目前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對網絡戰進行規範性控制的更有效辦法，或許是確立一個禁忌，它不是針對武器，而是針對攻擊的目標。

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引起外國企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相當消極的反應。由地緣戰略對手發起、以干擾政治體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滲透，正是北京一向擔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似乎已經是受害者。

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對進攻性網絡武器的使用採取何種政策？首先，他很可能冒加快網絡軍備競賽的風險，採取更具進攻性的網絡立場。其次，他也許會放鬆網絡聯盟，放棄尋求建立網絡空間的國家行為準則。對美國來說，這兩種前景都可能使網絡空間變得更加危險。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並不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是具體、現實、可實現的目標，它同時也將成為中國與美國新政府開展網絡空間合作的重要基礎。

雖然近年來美中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合作有所推進，但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感依然很強，雙方的溝通合作也仍有提高空間。儘管網絡攻擊的數量並未減少，但頗具前景的外交倡議和對話領域已經開啟。

中國、伊朗、俄羅斯和美國等國家正斥巨資增強其網絡戰能力。它們不僅在儲備單一網絡戰武器，還在積累戰時所需的整體網絡戰武庫。中小國家需要對如何應對網絡空間日益增加的威脅展開公眾討論，並且這種討論宜早不宜遲。

上世紀60年代達成的最初核軍備控制協議並沒有解決控制核武器的全部問題。但在20多年的緩慢學習後，這些條約開啟了（規範化）進程。約瑟夫·奈教授認為，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2015年就網絡間諜問題達成的協議，可能對網絡安全產生類似影響。

亞太地區領土糾紛及其他安全問題導致緊張升級表明，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處理地區問題。最近幾周中美之間再起軍事摩擦，使兩國安全會晤陷入僵局，也使中國-東盟外長會議失敗。

中美審議的最終目標，不是終止國家支持的黑客或網絡間諜，而是建立一個框架，它不僅有助於防止網絡空間分歧對雙邊關係其他領域的影響，也有助於雙方就網絡空間戰略穩定（即和平）的構成達成諒解。

規則，或被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會為我們提供一種相較於國際法更為快捷、靈活的網絡空間管理方式。雖然中美兩國已經開始在國際法框架內探討諸如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等議題，但從目前來看，雙方還很難在不久的將來就這些議題達成協議或者建立互信。

羅吉爾•克里默斯認為，要想保持全球互聯網的持續發展，西方就必須明白，中國也有其必須被尊重的合理利益和主張，即便其政治體系的基礎價值觀和西方完全對立。相應的，中國也必須明白這一事實，在全球舞台上不是所有規則都是美國擴張自身權力的工具；為了維持全球的穩定和繁榮，中國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則。

2016年的中美網絡關係取決於三個關鍵性策略：定性、處罰和規範。弗朗茨-斯特凡·加迪探討了每項策略的可能情況，同時回顧了2015年的兩國網絡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