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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應如何解釋並影響中國新《網絡安全法》

2017-06-06

本周,中國近來最有爭議的法規《網絡安全法》終於生效。眾多外國企業已對這一特殊立法表示疑慮與擔憂,有報道稱這甚至導致該法部分指令的實施被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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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太多文章提到新法對在華外企潛在的負面影響——從嚴格的數據本土化要求,到要求對軟件、硬件、產品與服務進行網絡安全審查。隨着中國新《網絡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將生效,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外國企業能做些什麼來適應或者減輕該法的影響。

部分答案是,在宏觀層面國際貿易博弈正迅速發生變化。許多企業高管仍喜愛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經驗。在那個有趣的冷戰後時代,蘇聯的解體似乎預示無所顧忌的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隨着意識形態敵人不復存在,企業似乎可以在歐美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所創造的公平競爭環境中進行全球擴張。“國家利益可以(有些人甚至認為應該)高於經濟效益”這種觀念成為大忌,相反,全世界都應該向企業敞開大門,這通常能讓美國企業利用新的經濟開放實現其價值鏈的全球化。

沒有什麼產品比互聯網更能象徵當今這個有趣(或許天真)的時代。這個(主要)來自美國的產物迅速席捲全球,美國企業進而緊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信息應自由傳播,並且沒有過時的國界障礙或政府這種“歷史遺產”的影響。這些新技術會解放迄今受壓制的全球人民,讓全球經濟交流與投資扁平化,並消滅獨裁政權。

然而這是被中國抵制的敘事。其實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敏銳地感覺到,無論如何定義,這些新技術都不全然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在中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定義中,保持政治現狀至關重要。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在網絡空間劃定自己的邊界,並對之進行監管,就像現實空間里對待國界一樣。在它看來,“阿拉伯之春”和各種顏色革命帶來的惡果證明中國更強硬的政策是對的,這種政策根據本國需求和目標對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進行嚴格管制。網絡安全法規只不過把這一點正式確定下來:中國現在把網絡空間管理視為重要政策目標,並願意用巨大投入實現這一目標。

簡而言之,中國的政治計劃從各方面說都是自我生成的,這幾乎自動意味着與外國商業同行的接觸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國企業必須明白這一點,以便定位自身對經濟發展進程的潛在貢獻,使其成為一個增長路徑。

但同時,那些高調的原則問題並不總能預示決策細節發生了什麼。《網絡安全法》的直接影響將是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大量高度複雜的下級監管工作尚未完成。就網絡主權發表外交聲明是一回事,為跨境數據流動設計適當的監管架構則完全是另一個任務。宣布軟硬件必須安全可控是一回事,執行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在微觀層面,企業界擁有的影響力或許比訴訟或遊說它們的政府更加直接。與許多人對中國網絡治理體系的擔憂相反,它的大量監管工作是由專家來做的,他們對國際上的最優做法通常有相當成熟的理解。與國際規範趨同不僅僅是口頭野心,人們也可以在公共的標準化文件里清楚地找到它,雖然這個話題沒有規管跨境數據流動那麼誘人。

然而這要求公司重新學習以往的經驗教訓。在網絡空間,邊界正迅速回歸,公司很難利用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商業策略與重現的國界對着干。相反,它們必須直接與中國監管機構合作。其方式不必是它們選擇的遍及全球的政策,而是要反映它們能在中國市場上規避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