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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網絡安全法有遠見嗎?

2017-01-10

傳說漢語中有這樣一句詛咒,叫“祝你生活在有趣年代”。不過正如喬爾丹諾·布魯諾所說,“它若不是真的,就是精心編造的”。毫無疑問,當今的網絡空間確實飛快地朝着有趣的方向發展。

一個重大事件就是2016年11月中國新頒佈網絡安全法。由於它規定了強制性實名註冊制度、允許對特殊數據定位、要求企業開放合作以允許政府調查、針對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實施更加嚴格的安全檢查和許可證發放,因此該法不出意料地引起外國企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相當消極的反應。

它們的論點來自於後冷戰時代有關開放與全球化的共識:貿易、資本與思想觀念不應有國界。企業應該儘可能有效益地自我重整,利用不同國家給價值鏈帶來的比較優勢。思想觀念應該自由流動,因為(或者說人們經常天真地相信)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實現自我解放與民主化。

這些論點在互聯網討論中格外突出,因為上世紀90年代那些樂觀而激動人心的理念,比人類的其他任何創造都更有意義:互聯網技術可以給各國帶來進步、解放和發展,可以將貧困與專制從地球上剷除。

但如今這些理念正迅速消失。專業人士內部對技術烏托邦的懷疑日漸強烈,近年來發生的一樁樁大事更粉碎了人們對互聯網有利無害或者利大於害的信念。斯諾登泄密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老謀深算的國家行為者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大規模監控的能力。對關鍵基礎設施進行攻擊的強度和複雜程度不斷提高,在這方面,去問問烏克蘭國家電網或孟加拉國的中央銀行吧!在數次連續攻擊中現身的Mirai殭屍網絡向人們展示,有安全缺陷的物聯網小設備也會帶來巨大的潛在安全威脅。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近期告訴美國國會:“娛樂與遊戲的互聯網時代可能已經結束,因為互聯網現在非常危險。”

而且,這種危險不僅囿於傳統的網絡安全技術,它還顛覆了互聯網應用的擴大會帶來公民權利與社會進步這一斷言。從“阿拉伯之春”走上街頭的群眾,到“伊斯蘭國”,信息通信技術使每個人的互動、交流、組織變得更加容易,且不論他們的目的是否合乎道德。網絡賦予的評論權也讓人們見識了英國脫歐公投前那種訛言惑眾的策略,以及美國布賴特巴特式的叛亂者政治。但最令人震驚、最有爭議的例子,莫過於俄羅斯干預美國的大選進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似乎因此成為受害者,這種由地緣戰略對手發起、以干擾政治體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滲透,恰恰是北京向來擔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此外,俄羅斯現在似乎把目標對準了德國,而安格拉·默克爾的競選失利會成為西方政治的一道分水嶺。

中國自己的烏托邦進程也非無懈可擊。這樣看來,人們幾乎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頒佈新網絡安全法,是因為中國清醒地評估了網絡空間構成的潛在威脅。在中國的回應中,網絡主權是關鍵要素。在這個概念當中,被討論最多的就是中國試圖像現實世界裡一樣,在網絡空間劃分國界。換句話說,中國試圖劃分國內網絡空間和國外網絡空間,以確保前者能在掌控之下。網絡主權的一個不太突出但同樣重要的內涵是,國家高於非國家利益攸關方。也就是說,企業可以在網上快速發展,公民社會可以在網上構建,但國家擁有終極職責與權力來維護和平穩定。在這當中,與國家維護技術安全之重要性(在中國當下的政治觀念中還包括技術上的自立)相比,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利益是次要的。

人們自然會猜測,網絡安全法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其目標?充滿矛盾的是,中國在網絡空間面臨的不安全因素,有相當比例來自政府的管制,比如強制使用(較落後的)國產技術,或者機密情報或數據反而被官僚機構內的腐敗官員出售。但與此同時人們也不禁注意到,外國利益攸關方現在開始爭論時,使用的正是北京多年來的慣用術語。不難想像,人們對美國社交媒體上的虛假新聞產生新的憤怒,或者默克爾質疑搜索引擎的暗箱操作時,北京的審查人員會怎樣竊笑不已。簡言之,網絡空間的一場風暴可能即將來臨,而中國是第一個未雨綢繆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