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無論是就業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無不與所謂的糾偏「全球化軌道」為出發點。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諸多悖論，對美國經濟而言蘊藏着巨大的政策風險。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曾經被視為「黑天鵝」的事件漸漸變成了「白天鵝」，混亂、動蕩、衝突與矛盾成為當今世界常態，對全球金融局勢來說尤為如此。未來幾年，全球有可能進入新的「金融周期」，貨幣政策大分化風險進一步增加，引發資產配置和資本配置的轉向。

雖然高調宣布退出TPP，但特朗普不會輕易放棄對亞太乃至全球的領導權。中國積極推動的FTAPP正受到越來越大範圍的認同。

人民幣若要充分執行計價、結算和儲備等國際貨幣職能，繼續提升作為金融交易貨幣的吸引力，未來匯率利率市場化、資本開放等基礎性制度改革仍需繼續推進。入籃不意味着終點，而是中國邁向開放型金融體系的新起點。

全球性負利率貨幣政策並沒有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銀行信貸緊縮風險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對全球金融市場的長期結構性影響不可忽視。如果當前的危機救助形式不發生根本性改變，未來再次發生全球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無法排除。

為重振全球貿易，扭轉世界經濟持續性放緩，提高全球經濟體生產力，各國應採取積極措施，加強合作，提高全球價值鏈分工效率與合作水平，積極構建面向下一代的貿易政策新框架。

未來不可避免會出現「美元流動性短缺」。如何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儲備等的流動性管理，成為系統性風險控制和危機應對的關鍵。應該建立以跨境資本流動性監管為核心目標和手段的全球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長期來看，一系列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和新的全球規則符合中國自身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方向。中國必須加強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場壁壘，消除機構障礙。利用開放競爭將推動這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上升。

美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義（TTIP）一旦達成，將涵蓋全球一半經濟產出，以及全球逾三分之一貿易額。從未來趨勢看，TTIP也許超過TPP的影響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軌跡和增長方式出現巨大變化，靠全球央行維持簡單的貨幣寬鬆難以有效解決。必須通過新的「供給替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型產出，切實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