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有可能帶來經濟增長並擴大稅基，但能否彌補財政收入的減少尚難估量。美國參眾兩院目前由共和黨控制，然而一些保守的共和黨人並不贊同公共債務肆意增加。因此，特朗普最終的減稅方案仍存較大變數。

中美經貿關係應超越「百日經濟計劃」，深化經貿產業合作，推進兩國優質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整合，逐步消除投資壁壘和各類投資歧視性政策，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並探索在條件成熟時啟動範圍更廣的雙邊投資與貿易協定談判。

全球經貿格局正步入框架重構的階段。在特朗普重新將美國帶回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的背景下，摩擦、衝突將前所未有，這對於積極倡導全球化，主張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鏈的中國而言是一次重大挑戰。中國應以此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產業結構競爭力，同時貢獻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這樣的公共產品。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無論是就業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無不與所謂的糾偏「全球化軌道」為出發點。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諸多悖論，對美國經濟而言蘊藏着巨大的政策風險。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曾經被視為「黑天鵝」的事件漸漸變成了「白天鵝」，混亂、動蕩、衝突與矛盾成為當今世界常態，對全球金融局勢來說尤為如此。未來幾年，全球有可能進入新的「金融周期」，貨幣政策大分化風險進一步增加，引發資產配置和資本配置的轉向。

雖然高調宣布退出TPP，但特朗普不會輕易放棄對亞太乃至全球的領導權。中國積極推動的FTAPP正受到越來越大範圍的認同。

人民幣若要充分執行計價、結算和儲備等國際貨幣職能，繼續提升作為金融交易貨幣的吸引力，未來匯率利率市場化、資本開放等基礎性制度改革仍需繼續推進。入籃不意味着終點，而是中國邁向開放型金融體系的新起點。

全球性負利率貨幣政策並沒有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銀行信貸緊縮風險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對全球金融市場的長期結構性影響不可忽視。如果當前的危機救助形式不發生根本性改變，未來再次發生全球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無法排除。

為重振全球貿易，扭轉世界經濟持續性放緩，提高全球經濟體生產力，各國應採取積極措施，加強合作，提高全球價值鏈分工效率與合作水平，積極構建面向下一代的貿易政策新框架。

未來不可避免會出現「美元流動性短缺」。如何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儲備等的流動性管理，成為系統性風險控制和危機應對的關鍵。應該建立以跨境資本流動性監管為核心目標和手段的全球宏觀審慎監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