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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全球價值鏈重構將引領新型全球化發展

2017-03-27

近日,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宣稱,一些美國的貿易夥伴用從美國身上賺的錢購買美國的公司和技術,降低了美國競爭力,美國要重新奪回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的領導地位,扭轉製造業勞動力數量下滑的趨勢。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高舉“逆全球化主義”背景下,美國真的能夠重新掌控全球價值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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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瓦羅很可能沒有“對症下藥”,開錯了“藥方”。不得不強調的是,就本質而言,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恰恰是全球化深度整合的重要標誌和必然結果。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範圍內製造業出現了三次跨國大轉移,製造業跨國投資、技術合作、合同製造等大大推動了生產全球化,特別是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和內部生產網絡的形成,成為經濟全球化在生產、製造、流通領域的突出現象,全球價值鏈基礎也由此形成。

全球價值鏈模式下中間產品貿易增多。全球生產由跨國投資驅動,服務貿易對生產網絡的運轉發揮重要作用,全球價值鏈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量。本世紀以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範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全球市場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製造”正在取代“美國製造”、“德國製造”、“中國製造”,成為新的大趨勢。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國產業結構必須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的互聯互動中進行,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動態調整和升級,也因此才能獲得資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紅利。

而近年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全球市場需求極度低迷,模塊化產業布局基本完成,跨國公司回歸本土趨勢導致發達國家投資迴流,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重組,全球經濟“碎片化”與傳統全球價值鏈產生割裂,全球生產缺口持續擴大,對經濟全球化拉動效應減弱,這是導致全球市場進一步萎縮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國若要重新掌控全球價值鏈,需要的是進一步開放市場,融入全球價值鏈,提升全球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不是依靠“回歸本土”、“美國優先”的策略來隔離全球價值鏈。唯有推動全球價值鏈重建,以及生產性要素的自由流動才有助於全球新的貿易創造。

毋庸置疑,依靠全球價值鏈重構來推動新型全球化是大勢所趨。近幾年,WTO、經合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APEC等紛紛致力於建立增加值貿易核算體系和全球價值鏈政策的研究制定,旨在改善全球價值鏈效率,推動各國政府、企業、私人部門的公私合作,以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實現全球經濟均衡、可持續發展,進而構建包容性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未來全球價值鏈革命必將引發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由於全球價值鏈和貿易深入融合的結果之一是全球貿易中中間產品的貿易份額超過最終產品的貿易份額,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環節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大國對全球貿易存在巨大的創造效應,這也意味着中國不但沒有壓縮,反而給其他經濟體創造了更多的貿易機會。

一方面,隨着全球價值鏈的深化與演變,中國深度融入了全球分工網絡體系。繼續沿用傳統貿易統計進行貿易問題分析及決策,將不可避免導致對現實的誤讀和歪曲。

另一方面,在全球生產網絡與增加值貿易發展的背景下,一國產業升級也變得更加錯綜複雜。我們不能再局限於在一個國家邊界內研究產業升級,而要放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去研判國家間的產業競爭與貿易利益分配問題,特別是當前全球價值鏈的“服務化”、“數字化”大大改變了國際貿易形態,改變了原有貿易利益的內涵,亟需新的貿易統計方法和框架,要以增加值貿易統計來支撐相關的分析與決策。

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包括亞太區域在內的全球經貿格局正在步入框架重構的階段。在特朗普重新將美國帶回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強調本土主義的背景下,摩擦、衝突、碰撞將會前所未有,這對於積極倡導全球化,主張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鏈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挑戰,但更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需要以全球價值鏈重構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也需要更好地貢獻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這樣的公共產品來創造新的全球化凈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