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來看，一系列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和新的全球規則符合中國自身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方向。中國必須加強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場壁壘，消除機構障礙。利用開放競爭將推動這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上升。

美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義（TTIP）一旦達成，將涵蓋全球一半經濟產出，以及全球逾三分之一貿易額。從未來趨勢看，TTIP也許超過TPP的影響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軌跡和增長方式出現巨大變化，靠全球央行維持簡單的貨幣寬鬆難以有效解決。必須通過新的「供給替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型產出，切實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近兩年，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的興起積累了大量風險，短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快速、大幅調整的風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匯率波動將顯著抬高全球經濟的風險溢價，為此亟需建立穩定匯率的宏觀審慎框架。

「十三五」時期，中國必須通過運用政府財政投入、企業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創業風險投資、銀行信貸投入、資本市場融資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為中國經濟升級提供系統性的金融支持。一個高效的金融運行體系將是中國未來競爭能力的關鍵。

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將增加SDR的代表性、公正性和穩定性，增加成員國儲備資產的選擇性，同時也將倒逼中國加快金融體系改革，提高金融市場效率。

隨着勞動力供給減少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必須強化供給側，通過改革真正創造新供給和「效率紅利」。 而在未來五年里，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應該是提高資本形成效率。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以及IMF將人民幣納入SDR等，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了新要求。但在開放資本賬戶的過程中，中國應全面建立風控框架，掌握資本流向的主動權。

由於自貿區具有對內開放、對外限制的特徵，因此，成員國之間貿易壁壘降低的同時，對區外經濟體則構成更高的壁壘。區域協定常與WTO的漏洞有關，它有違全球化的大趨勢。

人民幣匯率保持長期穩定，期間雙向波動，對於維持金融資產價格，防範大規模資本外流，控制海外負債風險，降低債務融資成本和負擔，以及穩定經濟增長預期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