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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特朗普的「政策悖論」

2017-02-15

美國正式開啟了“特朗普時代”。無論未來特朗普的施政綱領還有多少不確定性,但特朗普是帶着對“全球化”的“怨恨”和“憤怒”,以反建制、反主流的角色上台的。這不僅預示着全球層面由此引發一場經濟結構再造,同時也意味着全球將面臨更大的資源要素流動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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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無論是就業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無不與所謂的糾偏“全球化軌道”為出發點。然而進一步分析看,“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諸多悖論,對美國經濟而言蘊藏着巨大的政策風險。

首先,貿易保護主義不會給美國帶來新的貿易創造。事實上,特朗普的出現並不是個別現象,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經濟全球化獲取超額資本收益的全球跨國資本及其精英階層,已以成為對全球化擔憂的主體,傾向保護主義。事實證明,金融危機已經過去9年,儘管奧巴馬政府大力實施“製造迴流”和“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依舊徘徊不前。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數據,2008 年以來,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紀80 年代的水平。美國勞工部的數據也顯示,美國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來已連續3個季度下滑。2007-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僅為0.5%,遠遠落後於1995-2007年間1.4%的水平,這意味着“回歸本土”戰略對提升經濟產出和要素效率並未產生實質性影響。

事實上,本世紀以來全球的經濟體系正在出現新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全球價值鏈模式下中間產品貿易增多,全球生產由跨國投資驅動,服務貿易對生產網絡的運轉發揮重要作用,這些都使其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量。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影響,讓全球市場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製造”正在取代“美國製造”、“德國製造”、“中國製造”,成為新的大趨勢。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國產業結構必須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互聯互動,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動態調整和升級,也因此才能獲得資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全球共同發展紅利。

而從中美貿易結構看,中國對美出口商品正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中國在美國出口佔比漸增,美國若實行貿易保護,將可能遭受中國的貿易反制,受損的不僅是中國,更包括美國對華出口的汽車、飛機和專業設備等。同時,對短期內不能實現進口替代的日用消費品徵收高額關稅,將大大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其次,特朗普大規模財政刺激與貨幣收緊政策之間存在衝突。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施了4輪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美國基礎貨幣6年里至今增加4倍,美聯儲資產負債規模佔GDP比例也由2007年的6.3%上升至2014年的26%(峰值水平)。

從全球經濟再平衡以及債務債權結構來看,為美國廉價融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全球經濟再平衡逐步改變了全球金融貨幣循環。隨着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縮,新興經濟體貿易盈餘減少,外匯儲備對GDP比例將至2%左右,大幅低於危機前的5%左右。這也意味着以美國真實利率為基準的全球利率水平,將隨着全球失衡的糾正和美國國債等債券融資的成本上行而進一步提升。目前,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收入占債務餘額比例已經達到21%的警戒線,在特朗普實施大規模減稅和實施5500億-10000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擴大赤字的背景下,美國真實利率水平可能進入快速上行通道,不僅財政預算可能捉襟見肘,美國債務惡化風險也可能加劇。

第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移民政策”可能傷及美國經濟。當前,美國正處於勞動人口周期變化的拐點,美國生育率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進入持續下降通道。人口普查局公布,美國人口最新數字為3.21億。美國的人口增長率基本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尤其是本世紀初以來表現得較為明顯。2000年時美國人口增長率為1.099%,但到了2013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0.706%,13年間人口增長12.06%,年均增速為0.88%,明顯比之前的人口增速慢。2015-2016年,美國人口僅增長不到0.7%,創1936-1937年以來新低。

“特朗普新政”強調打擊非法移民,這也意味着每年大量通過非法途徑進入美國而後獲取美國公民身份的人將大幅減少。屆時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移民數量下滑等多方面合力,可能讓美國人口增長更趨緩慢。由此看來,受到強勢“特朗普衝擊”的不僅是全球,更可能是美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