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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中國的結構性債務問題需結構性化解

20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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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來,中國債務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問題。中國債務規模和槓桿率上升速度較快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是否就此判斷中國發生債務危機,既不合理也非全面。中國債務問題需要放在中國經濟結構和制度性成因的大視角中去考察,需要全新的解決思路。

根本而言,任何金融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政府在危機中負有最後貸款人的責任。歷史上,債務違約往往不是孤立事件,而總是與經常項目逆差、本幣匯率高估、公共部門槓桿和債務高企、財政虧空、外匯儲備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織,共同觸發危機。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出現過四次較大規模債務問題。1978年後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中央財政赤字;1988年後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企業間“三角債”;1998年後的債務問題,主要是國企經營問題造成的金融機構壞賬。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有關中國可能爆發債務危機說法和擔憂,也很大程度上基於中國債務率和槓桿率快速上升的數據。

國際上,衡量一國債務最直接的指標是債務總量以及其與GDP 的比率,也即債務槓桿率或債務比率,並將槓桿率分解為政府部門、非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居民部門等四個部門的槓桿率。BIS(國際清算銀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全社會槓桿率(不含金融機構)自2008年以來快速上升,從142%上升至2016年末的257%,但2017年保持了連續三個季度的下降趨勢。目前中國總體槓桿率略低於發達國家平均值,與歐元區、英國、美國大體相當,略高於G20國家237%的水平。

從部門看,2016 年末,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約為166.3%,較2008年的96.3%上升了70個百分點,在全球處於較高水平。此外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以及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台積累了較高債務。根據瑞銀估算,2016 年政府債務規模達50 萬億元人民幣,佔GDP 的比重為68%。其中,中央政府債務約12 萬億元,地方政府及准政府債務約33 萬億元,而這也是IMF和國際評級機構多次警示中國債務風險的原因。

然而,判斷一國債務和槓桿率是否觸發風險臨界點,僅以“政府債務/GDP”這一比重衡量有失偏頗,不能僅從“負債側”進行討論,還需要看“資產側”。從國家資產負債表和一國債務可持續性角度看問題,是更加合理的評估尺度。

從資產側看,如果將政府資產結合起來考慮,2010-2015年,中國政府總資產規模達到百萬億元以上,2015年超過125萬億元,與當年GDP比重超過180%。平均來看,中國政府總資產大致1.8倍於當年GDP,體現了政府資產長期穩定的發展趨勢。

從負債側看,則需要考慮債務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由於債務形成的投資或消費能夠推動GDP 增長,只要(人均)債務增速快於槓桿率增速,那麼(人均)名義GDP 仍能實現正增長。因而,債務可持續能力不同的國家,在相同槓桿率水平下,經濟表現並不相同。

債務問題更需要放在中國經濟結構的大視角下考察。深入分析中國債務結構也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債務和槓桿率上升速度很快,但是以債務/資產來衡量,中國的大部分負債並非如西方國家更多用於投入消費和福利,而是用於固定資產的投資特性,形成基礎設施與規模龐大的國有資產等,這有利於形成再生產能力。

此外,中國債務問題是一個與結構相關的長期性問題。以非金融部門為例,中國非金融部門的高槓桿率,其一是由於高儲蓄結構。中國是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家庭部門是主要的凈儲蓄來源方,而企業部門則為凈借貸方。家庭部門的高儲蓄率意味着大量的儲蓄盈餘可以轉化為企業部門的投資。這與美國“寅吃卯糧”式的高負債發展模式完全不同。其二是金融資本結構。企業以銀行信貸融資為主而較少進行股權融資,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出現嚴重倒掛就會導致實體部門積累更多的債務。

因此,針對非金融部門債務問題須重新審視“去槓桿”的路徑。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臨近,生產成本上升,使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趨於放慢,而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和連續多年高投資已使得人均資本達到較高水平,投資邊際收益率趨於下降不可避免。如果疊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的債務風險有望得到逐步化解。

針對地方債務和政府債務問題,一方面,政府與市場邊界亟待進一步理清。一些本該由財政承擔的責任交給了金融市場主體,政府性債務擴張不可持續風險將轉移至金融體系。政府通過融資平台公司直接參与經濟活動。另一方面,財政與金融關係不清晰,中央銀行不僅承擔“准財政職能”,而且通過釋放流動性等操作為政府性債務融資提供便利。由此,從根本上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必須強化央行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督管理職能,增強財政體制改革與金融體制改革的協同性,清晰界定財政與中央銀行的職能,防止產生財政變相透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