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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特朗普政府進攻性貿易政策將會走多遠?

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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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摩擦趨向全面升級。美國不僅加緊實施反補貼、反傾銷、337條款等常規性貿易救濟調查,301條款、201條款、232條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試圖對貿易對手徵收“互惠稅”等非常規性貿易保護措施也同步實施。圍繞糾偏中美貿易不平衡引發貿易衝突與貿易摩擦的形勢更趨嚴峻。

“優先”、“公平”、“對等”、“互惠”似乎成了特朗普經濟貿易政策的核心詞。特朗普政府成立一年多來,對數十個國家的94項“不公平交易”進行調查,同比激增81%。而新年伊始,中國也被美國白宮列為2018年美國貿易政策的“重心”。這進一步印證了特朗普所秉持的中美貿易不平衡導致美國“重建中國”(rebuilt China)的看法,其貿易政策的進攻性色彩日趨加強。

特朗普政府進攻性貿易政策可以概括為三個顯著特徵:其一,經歷了由克林頓、布殊政府時期的“自由貿易”,以及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公平貿易”,特朗普政府轉向更加主動、單方面發動貿易爭端和貿易制裁,甚至以發動貿易戰來威脅對手,迫使對手進行雙邊談判,進而通過討價還價以獲取所謂“對等貿易(利益)”和“互惠貿易(利益)”。

其二,把“經濟安全推至國家安全”,在國家戰略層面提升對外經貿關係政策的優先次序。美國商務部認定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嚴重損害了國內產業,威脅國家安全,建議對從中國、日本、歐盟等國家進口的鋼鐵和鋁產品實施限制,包括徵收高關稅和實施進口配額等措施。事實上,特朗普至今已對大多數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採取了上百起雙反措施,對國內產品的過度保護,對“國家安全”的濫用早已超越一般經濟和貿易利益的範疇。

其三,全面弱化多邊貿易體制框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2017年美國貿易議程特別明確美國不再以WTO規則為核心,而是以“美國優先”為政策起點,將“貿易政策應捍衛國家主權”列為政府四個優先事項之首,強調以國內貿易法為實施基準,“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

從當前情況看,中美貿易結構依然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國對美出口偏消費品,而美對華出口偏資本品和科技產品。中美之間在不損傷本國利益的情況下通過貿易戰來遏制對方並非易事,依靠貿易戰來消除雙邊貿易失衡也不現實。因此,特朗普進攻性貿易政策並非表面上的“對等”、“互惠”,而是在貿易議題之外有更大的要價。

事實上,中美之間潛在的結構性矛盾在未來將會日益凸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僅存在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部門,也存在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部門。隨着新一輪全球高科技競爭的全面開啟,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貿易摩擦將會常態化,包括大型飛機、集成電路、新材料、飛機發動機和燃氣輪機、5G、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的競爭不可避免地會進一步升級。

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華開展301調查之後,進攻性貿易政策更是劍指中國的產業政策、投資領域和市場開放。著名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預計,特朗普政府正在傳統商業領域着手解決長期影響美國競爭地位的問題,其核心將指向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特朗普政府從“中國製造2025”入手,對中國在無人駕駛汽車、醫療器械、半導體、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等眾多技術領域的政策予以極大關注,因此,301調查的真正目標正是“中國製造2025”。

此外,美國白宮也正在考慮針對中國設立“對等投資制度”。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首席法律顧問沃恩提出的這一想法,將限制中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如果這一措施付諸實施,其最嚴重的後果將是讓中國政府反過來限制美國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最終很有可能導致行業投資禁令。

進攻性貿易政策升級,也使得中美合作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顧美日貿易戰的歷史過程,隨着日本產業結構的演變,引發貿易摩擦的領域從輕工業、重工業演變到高新技術產業,再到金融、宏觀領域。相對應的,貿易摩擦的解決手段也從1985年前的以強制性關稅、配額、自願出口限制為主拓展到1985年後的匯率調控、自願進口擴大、產業政策、開放市場,並最終於1989年簽訂《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日本承諾部分開放市場。然而,部分市場開放並未滿足美國要求,美方於1993年再次要求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遭拒後再次祭出301制裁措施,迫使日本以全面開放市場換取貿易衝突的平息。至此,美日之間長達近十年的貿易戰才告一段落。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歷史再次重演。

無法迴避的是,中美“競合關係”正在步入新階段,註定要發展成更為成熟的、競爭性的大國關係,這種大國關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常態化的摩擦和衝突,尤為迫切的是中美雙方應如何避免“以牙還牙式的報復”,如何在談判中探尋新的互利共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