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架構的先天缺陷成為美國有意針對中國的籌碼，中國應化被動為主動，明確VIE架構合法性，加強監管與司法協調，擴大互聯網、電信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從根本上杜絕監管套利。

數字貿易協議不應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工具，而應成為中美協調合作的新平台。

隨着風險不斷增大，數據安全正成為攸關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

中美經貿對話的重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關係回暖，反而是美國既不想完全放棄對華經濟利益，更要騰出手來強化對華戰略制衡的策略選擇。拜登政府的對華遏制政策將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遠。

「碳達峰」、「碳中和」所代表的「碳約束」必然會影響到經濟社會各部門的發展。為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遠遠大於歐美國家。

設定全球統一最低企業稅率雖有助於打擊全球多年存在的稅收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但也會導致「競爭力鎖定」，長期看是對一國稅收主權的損害。

美國頻頻在金融領域動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對華髮難，然而中國可以通過主動開放來應對這種金融封鎖或金融「脫鉤」，實現「再掛鉤」。

中國已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作為貫穿「十四五」規劃的主要目標之一，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紅線的一些重點領域將加速推進重大改革，並取得制度性突破。

儘管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上可能會增加「接觸」等積極元素，但不會徹底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美競爭加劇的趨勢未變。

中國強大國內市場的最終形成有賴於打破市場壁壘，破除阻礙國內國際市場有效暢通的制度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