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定全球統一最低企業稅率雖有助於打擊全球多年存在的稅收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但也會導致「競爭力鎖定」，長期看是對一國稅收主權的損害。

美國頻頻在金融領域動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對華髮難，然而中國可以通過主動開放來應對這種金融封鎖或金融「脫鉤」，實現「再掛鉤」。

中國已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作為貫穿「十四五」規劃的主要目標之一，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紅線的一些重點領域將加速推進重大改革，並取得制度性突破。

儘管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上可能會增加「接觸」等積極元素，但不會徹底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美競爭加劇的趨勢未變。

中國強大國內市場的最終形成有賴於打破市場壁壘，破除阻礙國內國際市場有效暢通的制度性障礙。

「雙循環」戰略將通過更大力度地實施結構性改革和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加深中國與全球經濟的深度融合。

奉行「美國優先」不僅使美國難以為「經濟繁榮網絡」成員國提供切實和公平的收益，而且在市場成為「稀缺資源」背景下，那些脫離具有成本優勢和巨大潛力中國市場的國家會蒙受更大的損失。

美國經濟長達十年零八個月的擴張被疫情終結。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在二季度全面顯現，金融風險上升。

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以權力邏輯已經取代市場邏輯，其對華「權力控制」手段涵蓋了經貿、產業、科技、投資、金融、數據等多個領域。

未來的全球競爭歸根結底是規則的競爭。「穩住外資」並非一個短期政策激勵問題，它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需要更強有力的倒逼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