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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起步階段的信息革命

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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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我們正經歷一場信息革命。但它究竟意味着什麼?這場革命又會把我們帶向何處?

信息革命並不新鮮。1439年,約翰內斯·古滕堡的印刷機開啟了大眾傳播時代。而我們當前這場始於上世紀60年代硅谷的革命與“摩爾定律”緊密相關:計算機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每隔幾年就翻一番。

到了21世紀初,運算能力的成本只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今互聯網幾乎連接了一切。1993年中,全世界有大約130家網站;到2000年,網站數量已經超過1500萬家。今天,網民人數已經超過35億。專家預計,到2020年,物聯網將連接200億台設備。而我們的信息革命仍處在起步階段。

這場革命的關鍵特徵並不是通信速度——用電報進行即時聯絡早在19世紀中期就有了,關鍵變化在於信息傳輸和存儲的成本大大降低。如果汽車價格和運算能力的成本下降得一樣快,人們今天就可以用一頓廉價午飯的錢買輛汽車了。一種技術的價格如果能這樣快速下跌,它就會變得非常普及,入門門檻就會消失。而出於各種實用目的,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的信息量幾乎是無限的。

信息存儲的成本同樣在大幅下降,它使我們當今的大數據時代成為可能。曾經需要裝一庫房的信息,現在已經可以裝進襯衫口袋裡。

20世紀中葉的時候,人們擔心這場信息革命的計算機和通信會導致出現喬治·奧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描寫的那種集中化控制。“老大哥”會通過中央電腦監視我們,個人的自主權變得毫無意義。

相反,隨着運算能力成本的下降,以及電腦縮小到如智能手機、手錶和其他便攜設備般大小,它們形成的集中效應也被輔以了分散效應,點對點通信和組織新的群體成為可能。但諷刺的是,這一技術趨勢也使監控分散化:如今數十億人自願攜帶跟蹤裝置,在搜索手機信號發射塔的時候,這些裝置不斷侵犯着他們的隱私。我們已經把“老大哥”放進了自己的口袋中。

還有,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催生了新的跨國群體,但也為政府和其他方面進行操縱創造了機會。臉書連接着20多億人,就像俄國插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所顯示的,這些聯繫和群體可以被用來實現政治目的。歐洲試圖通過新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來建立隱私保護規則,但能不能成功還是未知數。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把監控與建立社會信用等級結合在一起,這將限制個人的自由,如旅行。

信息帶來力量。無論是好是壞,更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獲得了更多的信息。這種力量不僅政府可以利用,它同樣也可以被大型企業、非盈利組織乃至罪犯、恐怖分子和非正規的臨時團伙等非國家行為體所利用。

這並不意味着民族國家的終結。政府依然是全球舞台上最強勢的演員,但這個舞台越來越擁擠,許多新玩家可以在軟實力領域進行有效競爭。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控制海路十分重要,但它在互聯網上卻於事無補。在19世紀的歐洲,在戰爭中擁有獲勝能力是大國的標誌。但正如美國分析家約翰·阿奎拉所指出的,在當今全球信息時代,勝利往往不取決於誰的軍隊獲勝,而取決於誰的故事勝出。

公共外交和吸引力、說服力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公共外交正在發生變化。外交服務系統官員把電影放映機運到窮鄉僻壤,為與世隔絕的觀眾放電影,或者鐵幕後面的人們圍着短波收音機聽BBC,這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技術進步帶來信息爆炸,併產生“富足的矛盾”,即海量信息導致關注的稀缺。

當人們被眼前的信息淹沒時,很難知道究竟應該關注什麼。注意力而不是信息,變成了稀缺的資源。與過去相比,吸引力這種軟實力成為更重要的力量之源,不過,打信息戰的硬實力、銳實力也很重要。隨着聲譽日益至關緊要,建立和抵毀公信力的政治鬥爭激增。明顯是做政治宣傳的信息不僅可能被鄙視,如果它有損一國信譽,甚至作用會適得其反。

例如伊拉克戰爭期間,阿布格萊布和關塔那摩灣囚犯的待遇與美國宣揚的價值觀格格不入,讓人們感覺到虛偽,即使播放穆斯林在美國過着好日子的畫面,也無法扭轉人們的看法。類似的還有,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發表的推特被證明在捏造事實,這破壞了美國的公信力,削弱了它的軟實力。

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並不取決於花掉多少美元,而取決於改變了多少人們的想法(通過採訪或民調來衡量)。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民調和《軟實力30強》報告的波特蘭指數都顯示美國軟實力下降。推特可以幫助制定全球議程,但不可信的推特無法產生軟實力。

如今,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或機器學習技術正使所有這些進程加快。自動化的信息往往難以檢測。不過,公信力和令人信服的敘事是否能靠全自動來完成,仍有待觀察。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Our Infant Information Revolutio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