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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人民難辭其咎

201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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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可謂民主災年。在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埃爾多安清除異己。在印尼,20萬穆斯林要求逮捕據稱侮辱伊斯蘭教的雅加達市長。在菲律賓,以蔑視法治和支持法外處決聞名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當選總統。在英國,不顧幾乎所有專家的勸告,大部分投票者選擇了脫歐。

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抵不上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自從他當選,並和競選時一樣雜亂無章地就任總統後,許多評論家四處尋找讓國家(和世界)受此人所累的替罪羊。

他們指責共和黨競爭者作為總統候選人的不足,指責希拉里·克林頓作為候選人的不足,指責主流媒體和假新聞,指責社會化媒體傳播假新聞而又不予註明。他們指責所有人,除了顯然的罪魁禍首——美國人民自己。

初選時的16位其他主要候選人,無論有什麼不堪,但表面上都能得體地對待種族問題。然而,共和黨的選民卻選出了特朗普。希拉里可能有她的缺點(哪位候選人沒有呢?),但她是強大的競爭者,是能力極強的政治家。然而,美國人民卻選擇特朗普這個在經驗、智力、氣質和價值觀上有明顯缺陷的討厭幼稚鬼擔任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職務。

不管有什麼缺點,美國主流媒體仍然讓全世界羨慕。它們對總統大選的報道非常出色。它們努力讓公眾知道特朗普的危險性,並屢屢提出警告,其中一些甚至出自著名的共和黨人。媒體確實發揮了看門狗作用。美國人民有CNN,有《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然而,許多人卻選擇去看(並且分享)Breitbart和Infowars網站的消息。

正是美國人民(至少是給共和黨投票的人)把權力交給了特朗普,讓他不斷得勢。人民是國會多數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雖然他們嚴重懷疑他是否勝任總統。而且,國會共和黨人支持他幹了一件又一件蠢事:未遂的禁穆令、退出TPP、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疏遠北約盟國,更不要說對前聯邦調查局長詹姆斯·科米的所作所為。所有這些,都伴隨可笑的虛假聲明,以及語焉不詳的推特文字。2016年大選帶給國會共和黨人的信息是,共和黨的選民喜歡特朗普,並且痛恨共和黨的其他幾乎所有人。他們擔心如果與特朗普分道揚鑣,下次選舉自己就會落選。保羅·瑞安最初拒絕在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結果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在共和黨初選投票者中的凈支持率下降了一半。後來他吸取教訓開始支持特朗普。就在一年半以前,特朗普還只是一個有錢的小丑,是人民把他捧上了天,賦予他巨大的權力。

美國人民不僅把權力交給特朗普,還交給性情與他類似的其他候選人。今年5月,蒙大拿州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格雷格·詹福爾特把一名向他提出醫保問題的記者摔倒在地。但選民顯然不以為然,他們第二天就把他選作自己在國會的代表。對於政治話語與行為的標準被降低,美國人民比政客和媒體更加難辭其咎,因為正是他們姑息養奸。

近來,美國人民對很多事情負有責任,那為什麼他們沒有受到指責呢?原因也不難看出。很少有政客過多批評選民,或斥責他們的錯誤選擇。多數專家也認為,由於相當比例的選民愚笨或者不道德,因此無法作出正確選擇,這種看法起碼政治不正確。這裡存在一個盲點。民主國家多數人民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而自豪,他們不承認這個制度有缺陷。

但並非一貫如此。歷史上就有思想家公開懷疑民主和人民的集體決斷。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蘇格拉底把民主列為第二糟的政治制度,認為它離暴政只有一步之遙。他把民主描繪成無政府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民是自己慾望的奴隸。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同樣是對民主的控訴。在書中,他描寫了民主如何讓雅典這個最富有、最有文化、最文明的古希臘城邦國家走向毀滅。他極其詳細地記錄了雅典民主如何淪為暴民政治從而導致災難性的西西里遠征,以及雅典最終戰敗並被它的對手斯巴達征服。

雅典並非碰巧是一個民主政體,也並非碰巧輸給了實行寡頭政治的斯巴達。根據修昔底德的記錄,雅典輸給斯巴達正因為它是民主政體;因為雅典人事事都要投票,然而沒有一個人為他們錯誤的集體決定負責;因為人民諉過他人,卻從不反省自己;因為他們對專家的告誡視若無睹,反而用自己無知的判斷取而代之。正是雅典的民主毀掉了它自己。

威廉·莎士比亞的《尤里烏斯·愷撒》是另一個關於民眾的警世故事。莎士比亞刻畫的庶民愚蠢、任性、不忠,可以迅速把一個人偶像般捧起,也可以棄之如敝履。民眾起先崇拜愷撒,在他被謀殺後,他們的崇拜心在布魯圖斯和馬克·安東尼之間搖擺,並取決於誰是最後發言的那個人。之後,他們被煽動成為嗜血的暴徒,在羅馬橫衝直撞,焚燒打砸。

就連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對大眾智慧充滿了懷疑。他提出一種選舉制度,給有大學學歷和從事腦力工作的人額外選票。他在《論自由》中寫道,個人自決是文明人的權利,不是沒有自制力的“野蠻人”的權利。他認為一些人也許缺少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民主並不適用於任何地方的所有人,人民必須與之相匹配。

要讓民主成為一個好的理念,就必須能對多數民眾產生信心,相信他們的知識和智慧(至少要達到某個最低程度),最重要的是相信他們的價值觀和有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巴拉克·奧巴馬對美國人民有這種信心。大選前一天他在費城一個支持克林頓·希拉里的集會上說:“我再賭美國一次。我賭明天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不會把票投給罔顧憲法的人,我賭美國將拒絕政治怨恨和政治攻訐,而選擇一種能體現我們更加並肩強大的政治。”

他賭的是正這種信心,但他輸了。唐納德·特朗普下了相反賭注,他贏了。

公平而論,一次可怕的選舉決定,不能成為否認全體人民適用民主制度的理由。美國的共和試驗延續200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實際上,特朗普的當選如此令人震驚不已,正是因為他極其例外,因為從來沒有哪位總統像他一樣。200多年來,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總統雖然不一定永遠正確,但他們至少知道如何得體地對待這一職位,知道尊重專家、事實和儀態標準。

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很少受到責怪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這會讓解決方案難以達成。讓伯尼·桑德斯發誓堵住華盛頓的金錢政治,或者讓馬克·扎克伯格發誓打擊Facebook上的假新聞,這些都相對容易,但你又怎麼能改變全體人民,讓他們更明智、更聰明、更寬容呢?

這是一項艱巨任務,但認清問題的本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美國人最好儘快找到解決辦法,再作出幾個選出特朗普當總統這樣的決定的話,其他國家就有理由質疑美國人究竟適不適合搞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