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國領導人首次就核武器問題發表聯合聲明，有助於提升全球戰略穩定，也為重塑「大國協調」提供了新的契機。

在意識形態領域實施全面競爭，是美國幾乎窮盡除戰爭之外所有對華遏制手段之後的無奈之舉。意識形態競爭很可能成為未來一二十年中美關係最具對抗性的領域。

美國表態「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一是逐步接受「無力改變中國」的現實，二是階段性緩和中美關係的需要，其中是否暗藏美國未來會變幻對華施壓手法，更需要進一步觀察。

「持久共存」、「重新掛鉤」的表述，反映了拜登政府在面對國內執政壓力和對華經貿施壓無效情況下的實用主義政策傾向，但這種傾向仍屬局部性、階段性的，更無法改變對華競爭的長期戰略規劃。

美國對華戰略「兩面性」的新特徵主要體現為在沒有放鬆對華遏制打壓的情況下，對「危機管控」給予前所未有的戰略關注。這源於美方對中美實力對比發展態勢的深層焦慮，是它試圖單方面為中美競爭設置框架的深層圖謀。

拜登政府當前的印太戰略思維雖然對準大國競爭，但並無太多戰略創新，而結構性問題仍然對其構成長期制約。

坎貝爾的言論表明美國當前階段將延續對台政策的「戰略模糊」。隨着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升級，操弄台灣問題已成為美國對華遏制打壓的必要手段。但鑒於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增強，對台政策的工具日益豐富多元，美國打「台灣牌」的政策成本也會不斷增大。

拜登執政開局總體平穩並有所建樹，在外交布局中，中國因素成為其政策推進的重要牽引力。但美國政治社會中的深層矛盾將極大制約拜登任內的施政成效。

競爭和對抗仍然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無法寄望於個別領域的合作能對沖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因素。「競爭-合作-對抗」框架不僅導致中方認為拜登對華政策「過於消極」，客觀上也加劇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

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表明美國兩黨在台灣問題上具有較多共識，也反映其在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戰略意涵出現了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