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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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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正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我們是否仍支持聯合國倡導的價值觀?

2015-06-09

2015年是二戰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國際社會在紀念這些重要事件的時候,必然會評價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對戰後國際關係和全球經濟的影響,並探討國際社會究竟需要建立怎樣的國際秩序。

毋庸置疑,國際秩序歷史性地改變了人類命運。它推動了全球殖民主義的瓦解和冷戰的結束,維持了世界的總體和平,促成了經濟的互通互聯和相互依賴。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我們時代的總趨勢。各國如今有更好的機會來維護世界穩定,尋求共同發展。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許多危機演變成了巨大挑戰,威脅着國際和平與安全。例如,烏克蘭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暴力衝突導致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破裂,中東局勢動蕩和伊斯蘭國的崛起使地區秩序崩潰,外來干涉讓東亞地區的領土爭端激化。由於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結束了高增長周期,進入新的“平庸”時代。

為此一些人斷言國際秩序正在“坍塌”,我們處在一個“無序”時代。就如2015年慕尼黑安全報告所說,“我們解決問題的集體能力下降了,主要的全球安全治理機構遭到削弱,這給世界留下國際治理的巨大供需缺口”。

對國際秩序我們應該做什麼?是推倒重來,還加以完善和改革,使之更適應國際格局的變化?我贊成第二種方法,並認為國際秩序應該與時俱進。只因為當前國際秩序存在缺陷,就“把孩子和水一起潑掉”,這是絕對錯誤的。

當前國際秩序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對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背離是世界發生混亂的最主要原因。當前很多危機是由冷戰思維、集團政治、霸權主義、強權政策和“新干涉主義”造成的。這些因素使全球治理機構更加妥善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遭到嚴重削弱。

事實上,寫入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如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和不使用武力“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唯一公認基礎”。

雖然這些原則是70年前制訂的,但今天仍然適用。在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總體系中,享有優先權的應該是這些原則,而不是所謂“人權高於主權”或“保護責任”。後者已經被證明導致了國際體系的不穩定。

第二,現有多邊框架不符合21世紀的現狀。冷戰結束後,歷史並不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斷言的那樣已經終結。事實上,世界開始了從單極向多極的過渡。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權力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其構成也在發生變化。

結果,多邊機構無法反映當前世界權力的構成,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小國家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被充分代表,它們在這些機構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受到嚴重製約。

在全球安全、金融、貿易治理方面,發展中國家多數情況下與發達國家有不同看法。但它們在這些機構擁有更大發言權的願望無法得到滿足。

第三,國際治理體系落後於時代。當前人類面臨新的混亂根源,這類非傳統安全威脅最突出的就是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和傳染性疾病,這些領域內的國際治理遠遠不足。

例如,根據由聯合國正式通過的打擊恐怖主義決議,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反恐規則,但在這個問題上採用雙重標準阻礙了國際合作,也阻礙了清除恐怖主義的滋生土壤。去年11月中美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此舉雖然某種程度上為世界各國今年簽署一份有份量的協議鋪平道路,但氣候變化管控機制還未到位。至於網絡和空間安全,建立有關規範和機制的工作甚至還沒開始。

第四,針對國際治理的所有改革計劃都遇到阻力。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通過的份額改革方案至今仍卡在美國國會,無法生效。

為彌補上述缺陷,建立公正合理、適應時代發展的國際秩序是至關重要的。這種秩序有利於世界更加和平繁榮,並比後冷戰時期更加從容地面對挑戰。

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是完善並改革現有國際秩序。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聯合國的核心作用,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國際治理合法化和國際組織合理化。

亨利·基辛格強調,“任何一個國家單獨行動都無法實現世界秩序”。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中美可以對民主和人權有不同觀點,但雙方在建設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方面有共同利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核擴散、避免對抗與衝突就是證明。

作為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之一,兩國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合作,去完善和改革國際秩序。就像奧巴馬去年11月與習近平共同會見記者時所說,“美中攜手合作對美國好,對中國好,對世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