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其實，美國單邊主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加速，只要有利可圖，西方大部分國家都予以配合。如今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

今年我再次受邀來到慕尼黑安全會議，瀰漫在會場內外的秩序焦慮感撲面而來。與去年在慕安會所感受到的歐美溫差不同，2026年年初的慕安會更像是一場關於國際秩序未來走向的集體困惑，比如，歐美還能否維持共識？還能否繼續塑造世界？多極化時代又將以何種形態到來？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通過放棄其制度、規範和合法性來源，加速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崩潰。經濟一體化如今被廣泛用作脅迫工具，使中等強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空位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國競爭、強迫選邊，以及美國單邊主義與中國捍衛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之間越來越大的反差。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已經過去，其政策在經濟、貿易和安全問題上引起國際社會的不安，削弱了戰後國際秩序。

歐洲的道路很明確：藉助中國的技術和投資加速電氣化，以液化天然氣多元化為橋樑，務實謙遜地與俄羅斯接觸，放棄北約，轉而構建一個不可分割的泛歐安全架構，並維護糧食和能源的自主權。

特朗普無法在格陵蘭複製他在南美的強硬幹預手段，因為兩地情況截然不同。對於一個深度嵌入聯盟政治和國際法秩序的地區而言，那些在委內瑞拉看似有效的方法並不適用。

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是一個未知領域，因此進展既不會迅速也不會輕鬆。美中兩國必須立即行動起來。

格陵蘭、委內瑞拉和烏克蘭的案例預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全球治理沒有消失，而是在危機與競爭壓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爭議更多、更具交易性質。

美國正在進行一次「霸權方式重塑」。過去的美國霸權強調通過同盟網絡、多邊機制和規則塑造來降低不確定性，現在的美國則更強調通過關稅、制裁、執法、有限軍事威懾與議題化交易來提高控制力。

委內瑞拉事件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

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香港成為可以設想前路方向的「中間地帶」。這座城市的獨特地位為對話提供了象徵性的中立空間，同時它也說明，我們需要構建新框架來應對當今複雜的競爭。

中國大戰略是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和抵制西方主導的限制之間尋求審慎的平衡。它通過戰略模糊和選擇性參與擴大影響力、保持靈活性，並避免可能危及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對抗。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美國仍致力於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這一長期以來的雄心壯志已跨越華盛頓內部的黨派界限。美國的安全理論、外交辭令和軍事姿態都在繼續塑造美國是世界不可或缺國家的形象，它的保護傘保障着歐洲、亞洲盟友的生存。然而表象之下，華盛頓戰略野心與物質能力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

新多邊主義植根於二戰結束時建立的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摒棄美式霸權思維的同時，代之以協商共治的東方智慧，體現「基於美式，超越美式」的守正創新思路，代表全球治理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