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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歐洲或面臨新一輪恐怖襲擊浪潮

2016-04-07

3月22日發生在“歐洲心臟”布魯塞爾的恐怖襲擊已造成30多人喪生,2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這是自去年巴黎“11.13恐怖襲擊之後”,歐洲地區在不到半年時間裡發生的又一起重大恐怖事件。如果說巴黎遇襲尚屬個案的話,那麼布魯塞爾血案足以說明:歐洲正面臨9.11以來的新一輪恐怖襲擊浪潮。

上一次恐怖襲擊浪潮發生在9.11之後,由於緊隨美國參與全球反恐戰爭,歐洲多地遭到了“基地”為首的國際恐怖組織及其追隨者和仿效者的襲擊。比如,西班牙馬德里“3.11”地鐵爆炸案、英國倫敦“7.07”地鐵爆炸案,以及2006年8月10日英國警方破獲的針對6架大型客機的未遂恐怖案件。隨着“基地”網絡逐漸萎縮,該組織近年來在歐洲發起攻擊的能力已有所下降。

在當前這一輪恐怖襲擊當中,“伊斯蘭國”已經取代“基地”組織成了新主角。根據目前公布的有限信息,我們還不能完全判定布魯塞爾恐怖襲擊是針對本月18日薩拉赫被捕的報復,還是恐怖組織因擔心被起底而提前作案,抑或是對比利時總體反恐政策的報復?不管怎樣,布魯塞爾一案似乎和巴黎恐怖襲擊案都有着撇不清的直接聯繫。

面對恐怖襲擊造成的巨大傷亡,大多數媒體和政客往往會忙於譴責恐怖分子的殘忍與血腥,而鮮有人真正反思造成這些悲劇的真正原因。歐洲之所以會成為新一輪恐怖襲擊的犧牲品,往遠處說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造成的連帶性後果。雖然當時一度被視為“老歐洲”的法、德等國也曾極力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但終究沒能阻止英美聯軍的鐵騎踏平巴格達。這場戰爭在推翻薩達姆獨裁政權的同時,也釋放出了中東伊斯蘭教內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教派鬥爭的惡魔,為今日“伊斯蘭國”的誕生提供了溫床。

從近處看,歐洲正在吞食其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不負責政策的惡果。“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歐洲國家草率地將其貼上了“民主”與“專制”、“進步”與“落後”的標籤,全力支持阿拉伯世界的反對派。甚至在利比亞赤膊上陣,直接用軍事手段推翻了卡扎菲政權。在敘利亞,同樣大力扶植各種反對派,必欲將阿薩德政權除之而後快。然而,歐洲各國懷揣美好願望種下的“龍種”,最後卻長成了一個個“跳蚤”。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地的政權更替均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動蕩,從而使9.11後一度窮途末路的國際恐怖勢力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喘息機會,也使一些新的聖戰組織乘勢而起。敘利亞內戰更是催生了一個“雙向”人員流動網絡:一方面大量敘利亞難民源源不斷地通過土耳其、希臘進入歐洲各國境內,如今總數已經超過130萬;另一方面,眾多歐洲極端分子在“伊斯蘭國”的激勵下慷慨赴死,相繼來到敘利亞參戰。根據美國紐約情報與戰略諮詢機構蘇凡集團(Soufan Group)估計,截至2015年12月,從歐洲來到敘利亞參戰的極端分子至少在5000以上,其中法、英、德、比利時四國佔70%以上,分別為1700人、760人、760人和470人。與此同時,參戰後重新返回歐洲的“聖戰老兵”數量也已經超過1000人。以此觀之,發生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的恐怖襲擊都只是聖戰老兵迴流問題的浮現,更多挑戰或許還在路上。

與美國等其他國家不同,歐洲仍是9.11後國際社會的一塊反恐“窪地”。首先,歐洲擁有大量尚未完全融入西方社會的穆斯林聚居社區,極端分子很容易藏身其中,或招募同情者和支持者。3月18日被比利時警方抓捕的薩拉赫就曾被其鄰居藏匿了4個月之久。其次,歐洲國家與中東動蕩地帶隔地中海相望,聖戰分子很容易通過旅行、偷渡等渠道滲透到歐洲中心地區。最後,9.11之後,雖然歐洲國家也紛紛加強了防範,但其總體投入與美國、以色列等還有着不小差距。面對已經不擇手段且近在咫尺的恐怖分子,歐洲國家的脆弱性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一體化進程受挫、經濟增長乏力,且正在為難民問題陷入危機的歐洲各國而言,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無疑是又一個沉重打擊。但是,如果歐洲諸國不能真正反思造成恐怖活動的根源,或是在極右翼勢力煽動下陷入盲目排外和“以暴易暴”的怪圈,那麼未來歐洲不僅難以走出當前的困境,或將面臨更多新的悲劇。在我們一起為歐洲祈禱的同時,也期待着歐洲各國民眾和政治家們能夠變得更加理性、堅強和智慧,最終擺脫目前面臨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