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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意識形態分歧,重建中美關係

202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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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新政府就任為重建中美關係提供了機會之窗,但重建路上的障礙和制約也不少,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誇大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製造了許多混亂,就是重建兩國關係的一大障礙。

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兩國共同利益,40多年來兩國關係的歷史就是雙方不斷確認共同利益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開始和解進程時,雙方並非不知道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共同利益遠遠壓倒了分歧。美方在1972年2月的《上海公報》中就表示,“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階段後,對意識形態在外交中的作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提出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區分國家關係的親疏遠近。鄧小平就明確說過,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

對於兩國意識形態分歧,中方的主張是相互尊重,相互借鑒,而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1997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美期間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就提出:“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幾十年來,中國吸收別國包括美國的長處,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也從不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給別的國家,不把自己的經驗作為一種“模式”向外輸出,而是認為各國都必須走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美國前任副國務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關於中美關係的一次講話中就說,中國與前蘇聯不一樣,中國不尋求擴展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

特朗普是藉著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潮流登上權力巔峰的。在2016年選舉時,特朗普就以民粹主義作為他的意識形態旗幟,動員號召選民,打造他的基本盤。當選以後,他繼續鼓吹民粹主義,加大社會撕裂,把美國的價值觀念搞得十分混亂,白人至上主義泛濫,種族平等受到壓制打擊,甚至把一些本應屬於常識範圍的事情也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以致他的許多擁躉把戴口罩視為“剝奪呼吸自由”,把局部“禁足令”視為“剝奪行動自由”。政府對民眾生命不負責任,不以科學指導管控疫情,導致疫情失控,付出了40多萬生命的代價,超過了美國二戰期間死亡的人數。

對於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現在美國人的看法仍有極大分歧。即使在發生了今年1月6日暴力衝擊國會的極端事件之後仍然如此。美國外交學會會長哈斯最近撰文說,業已發生的一切應該消除“美國例外論”的觀念。他認為,如果拜登政府擱置之前宣布的召開全世界民主國家會議的計劃,那將是明智的。其實,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工具箱裡,意識形態從來不是好使的工具。在經歷了特朗普執政四年的混亂之後,這個工具就更是銹跡斑斑了。

可惜,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偏聽偏信一些西方媒體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到新疆問題時用了“種族滅絕”這樣的說法,這是很不恰當的。當新政府仍在評估中美關係現狀的時候,這樣說就更顯得不謹慎了。意識形態分歧在兩國關係中處於什麼地位,對於重建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冷戰後中美關係再次重建的事實可供借鑒。在克林頓當政的頭兩三年,美方誤判中國的國內政治形勢,也誤判中美關係,把對華政策的重點放在了人權問題上,讓人權問題凌駕於中美關係,把對中國施壓使中國改變政策取向作為目標,導致兩國關係顛簸不斷,而美方的政策也走進了死胡同。經過數年實踐,美方意識到後冷戰時期兩國的共同利益,大致從1995年10月以後,克林頓政府開始轉變對華政策,把重點放在穩定和重構兩國關係上。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仍然存在,美方甚至還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出譴責中國的議案,但人權歸人權,兩國還有更多更重要的領域需要進行合作。人權問題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雖然仍然給兩國關係造成干擾,但已經不再是兩國關係重建的障礙。

意識形態是冷戰時期的武器,絲毫不能幫助我們應對當前面臨的挑戰。試問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氣候變化這些全球性威脅,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哪一個是可以用意識形態的方法去加以應對的?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布殊政府高官緊急給中國領導人打電話求助。奧巴馬政府也是明智的,政府高官在公開場合一再使用“同舟共濟”這個中國成語,來表達美中合作共同應對危機的立場。正是由於兩國在雙邊和G20框架內的合作,並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才使金融危機沒有演變成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衰退。在哥本哈根峰會受挫,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處於困難的時期,也是中美合作推動了全球的合作,促成了巴黎會議的成功,達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巴黎協定》。

中美合作,功莫大焉!新冠疫情襲來,特朗普政府以意識形態偏見看待此事,拒絕國際合作,包括與中國的合作,一味向中國推卸責任,抹黑中國,這樣做傷害不了中國,遭殃的是無辜的美國人民。

美國著名的地緣戰略學者、費城大學教授卡普藍(Robert Kaplan)最近寫道,“大國競爭時代不應該意味着生死攸關的意識形態衝突,這種衝突的目的是改變中國和俄羅斯的治理體系。我們應該對與這些政權達成緩解緊張關係的協議持開放態度……美國人民並不致力於顛覆任何地方的政權”。這話說得比較實在。歷史上,美國與中國交往就有一種“傳教士的熱情”,希望把中國基督教化,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兩國交往的目的不應該是要把對方改造成自己的樣子,這樣的目標只能帶來失望。美國人常常說,美國是多元社會。美國如此,更何況世界,不要再試圖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去規制別的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