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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怎樣與中國合作

2021-03-11

即使對於大多數華人來說,中國也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國家。但正是讓中國顯得神秘的種種因素——悠久的歷史、廣闊多樣的疆域、龐大多元的人口、複雜的政治、巨大且充滿活力的經濟——讓了解這個國家變得重要。無論好與壞,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都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

西方觀察家的最大挑戰往往是如何解讀中國。正如荷蘭漢學家顧朴(Han Kuijpers)所說:“西方漢學存在着某些根本的不足,那些'中國專家'要麼是假裝了解有關中國的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便不能把他們當回事;要麼最終,他們承認自己並不那麼系統地通曉關於中國的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談不上是'中國專家'了。”

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中國是有悠久歷史的大陸農業文明,一直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

這與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和市場資本主義誕生地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歷史上我們常常見到地理的分割和政治競爭。這種歷史上的差異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在實現某些目標時,例如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其效率要比西方國家高,而在實現其他目標時卻慢得多,例如民主建設。

不過,中國的中央計劃與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野。譬如,就原始市場行為而言,共產主義中國可能比西方國家更加“資本主義”。實際上,中國2/3的“國營”經濟現在已是民營,但它並不是靠西方式“私有化”來實現的。

中國從長計議、務實、因地制宜的決策方式挑戰着傳統的西方框架。受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其決策者總是進行複雜的系統性思考。他們知道體系從來不是靜態的,因此無法靠嚴格的規則和程序來實現充分治理。為了能夠持續改革,並做出適應性決策——這對複雜體系的穩定、運行和發展至關重要——採用靈活的關係原則往往更實用。

在這個適應過程中,技術起了輔助作用,幫助克服了協調和溝通問題。 例如,微信程序將複雜的網絡和組織連接起來,從而推動了大型複雜計劃的及時遞送。

中國決策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傾向於強調集體生存,而不是個人利益。 例如,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在處理體系衰變和崩潰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它可能帶來不穩定,而重建又是多麼的困難。因此他們致力於維護、發展和強化現有體系,即使那意味着個人要被迫付出短期代價。

不過在這裡,我們也冒一個簡化思考的風險。表面上說,可以用一個“二X二”矩陣來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做法,即其中的“我-我”與“我們-我們”心態。美國長期以來——尤其是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當政時期——都是採取“我-我”做法的縮影,在那裡集體利益要排在個人權利和自由之後。

但是,從拜登政府應對新冠疫情戰略所表露的跡象看,它可能會推動美國邁向“我-我們”方式——仍然強調個人權利,但也要為集體利益着想——儘管這無疑會面臨頑強的抵制。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正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代表。

就亞洲國家來說,它們大多屬於“我們-我”類型,集體處在首位,但仍強調個人權利。而中國對集體福利的重視足以讓它——與古巴一起——歸入“我們-我們”陣營。儘管如此,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這兩個國家都在不斷提高。

顯然,國際融合的日益加深使外部力量得以影響中國的思維,正如中國也越來越多地影響着世界其他地區。遺憾的是,這種動態反饋環通常被當成了一種零和博弈,一些國家不僅固守熟悉的方法和觀點,還試圖把自己的方式強加給別人。

計劃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聯盟來遏制中國,使之成為兩個大國之間“極端競爭”的一部分,這正是拜登準備做的事情。而這會使所有人的情況更糟。畢竟,正如新冠疫情所凸顯的,全球合作對於應對恐怖主義、移民、不平等、氣候變化等跨國挑戰至關重要。如果各國互斗,這些挑戰只會越來越嚴峻。

當前,中國正在理順自己內部的事務,如實施“雙循環戰略”,通過加大對“國內流通”的依賴,增強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韌性。但這一戰略並不排斥合作,相反,中國歡迎加強合作,以迎接共同的挑戰,只要合作不意味着它要在基本信念或制度上做出妥協。

當西方準備進行合作——不是試圖迫使中國跨過紅線,如進行政權更迭——的時候,制定新的全球性社會契約將是至關重要的。這意識着首先要改革多邊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

通過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參與,這一進程可以促進各國發展共同的敘事,每個國家都在全球大集體中明確自己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中國就會為保護全球公益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不是爭奪全球主導地位。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How to Cooperate with China”(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