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通過放棄其制度、規範和合法性來源，加速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崩潰。經濟一體化如今被廣泛用作脅迫工具，使中等強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空位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國競爭、強迫選邊，以及美國單邊主義與中國捍衛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之間越來越大的反差。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北京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華盛頓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九三」閱兵及天津上合峰會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引起心理震蕩，圍繞中國戰略崛起和「大陸聯盟」的討論繼續深化，事實上已經按下激發各方加緊進行戰略調整的「快進鍵」，正式掀開了二戰後特別是冷戰後國際秩序變革重組的新篇章。

2023年秋季以來，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為什麼《滅絕種族罪公約》沒有被用來阻止暴行的發生？為什麼該公約自製定以來一直失效？西方長期對抗該公約是丹·斯坦博克新書《毀滅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

對世界多極化的共同認知未必能減少國家衝突，因為當今世界對多極化的圖景始終存在三種判斷，由此做出的戰略選擇可能給世界帶來三種前景。

新近出現的分歧雖然尚難表明美歐雙方就此徹底分道揚鑣，但一些深層因素正在顯著衝擊美歐在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一致性。

美國特色的多極世界是一個大國競爭的世界，中國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聯的人」被視為對手。這場博弈被框定為零和博弈，外交手段的目標只是為了將競爭升級的風險降到最低。相比之下，中國的多極化的概念並不圍繞「大國競爭」和零和對抗，而是強調共同致力於維護集體安全和其他共同利益。

2025年伊始，達沃斯論壇、法國人工智能行動峰會、慕尼黑安全會議相繼召開，清晰映照出當下國際形勢的諸多關鍵特徵。經濟合作意願上升與競爭持續加劇並存。在地緣政治競爭……

中俄關係不會走向軍事同盟，也不會走向分裂，這種關係的核心，是冷戰後雙方長期戰略互動結成的認知共同體。

21世紀的國際格局不再是重複權力在兩個國家間轉移的舊模式，因此應跳出這種「權力轉移」的舊思維來觀察中美關係。

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全球挑戰方面加強合作，取得了長足進展。雖然朝鮮和阿富汗的挑戰將考驗合作潛力，但這種競爭與合作的交織並進將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美關係的新常態。

美國領導的石油美元時代已經褪色，它正被一個多極化石油時代取而代之，而當前的轉型期充斥着根本性變化、機會主義，以及投機。

很多「現實主義」學者按照蘇聯在冷戰中的所作所為預測中國，誇大了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在構建集體認同方面，東亞仍有大量文化資源未被開發。倘若能成功構建一個全新的亞洲身份認同，不僅短期內有助於強化合作，從長期來看會降低軍事主張的吸引力。

隨着世界形勢的發展，中國正採取更積極的方式處理國際問題。2015年見證了中國實踐「大國」外交的過渡。由於中美關係日漸複雜，競爭更激烈，兩國必須尋找共同利益的交匯點，加強務實合作，妥善處理糾紛，避免衝突與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