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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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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面對中美關係惡化更需講策略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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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已經在螺旋下降的循環中墜入兩國建交以來罕見的低谷,但雙方還在不斷互動,加劇“行動-反應-再行動”循環,所以目前的狀態還不是最低谷。

在這股總的負向趨勢中,最近需要特別留意幾方面的動向或者變化。

美方內部有了明確的戰略共識。

2019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國內加快進行社會動員,推動構建更加明確堅定和有效牽制中國的共識,兩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摩擦碰撞明顯加速了這一進程,甚至可以說幾乎提前完成了。

完成動員的驅動力有兩個:一個是對中國實力趕超美國實力、中國模式反噬美國模式、中國價值衝擊美國價值、中國領導力取代美國領導力的恐懼,一個是對中方一些部門、企業和個人所謂侵權、竊取、欺詐行為的不滿,這種情緒的積累在美國社會已經相當普遍,從過去的隱忍達到了臨界,特朗普在此次疫情中的推責煽動行為則起了催化作用。

議題關聯的現象更加突出。

過去我們習慣於就事論事地處理中美交往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經貿、金融、軍事、安全、政治領域的摩擦在各自軌道里以相對專業化的方式處理,哪個領域出了問題用哪個領域的辦法解決。但現在,雙方在每一點上發生的摩擦幾乎都會引起全局緊張,去年經貿摩擦導致總體關係瀕臨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國安立法問題出來後美方明確跨領域制裁路徑,都是明證。這固然是因為兩國民意在急劇變化,對對方的民族主義情緒都到了危險的程度,但更說明中美競爭的全面性決定了鬥爭方式的關聯性,對鬥爭的範疇、規模和烈度越來越難把控。

鬥爭對象再也無法明確區分。

過去,中方可以在對美政策的實際操作中區別對待美國的行政部門、國會、軍方、地方州、戰略界、工商企業界和普羅大眾,遵循“穩定和爭取大多數”的邏輯,對於有些極端反華的聲音可以淡化處理甚至置之不理。而現在,做工作的渠道迅速收窄,很難分開進行了。換言之,已走出“象牙塔”的中美關係不再是少數人的,而是越來越表現出“全部門參與”甚至“全民參與”的特點,被輿論裹挾甚至遭媒體人操盤的現象日趨嚴重。中美關係性質的改變以及競爭與遏制、鬥爭與反制的“政治正確”在兩國形成,既限制了主張合作聲音的發出,也進一步壓縮了危機和風險處理手段的選擇空間。

最具韌性紐帶的斷裂。

這便是領導人之間的密切工作聯繫和個人關係。這些年,人們處理中美關係的一個慣性思維是,元首外交即便不能充分起到合作推動的作用,但如果兩國在某領域的關係嚴重損壞,發生了重大危機事件,兩國元首間的及時對話溝通也能起到“最後的剎車片”作用,也因此產生了“沒有什麼是元首通話不能解決的”路徑依賴。然而過去一年來,特朗普政府日益明確地使用將中國領導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開的話術,開始採取圍繞具體問題針對中國高級官員開列制裁名單的做法,5月20日出台的《美國對中國戰略方針》文件更進一步挑明了未來施壓將聚焦中國領導人和體制,這就意味着中美關係的“美俄化”已在路上。

當然還有制度之爭的問題。

原來我們以為中美都在盡量迴避兩國戰略競爭演化為模式之爭、制度之爭、價值觀之爭、意識形態之爭,但現在這股力量已經很難阻擋。新冠疫情前,美方很多人已認為中國的崛起日益稀釋美國的價值號召力。中美迎戰新冠疫情的表現大相徑庭,美國戰略界更加切膚地體會到中國模式在維護自身可持續發展和應對公共安全危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能向其他國家提供替代選項,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對美國現實利益和國際地位的“挑戰”,更對美國的制度穩定和價值輸出力構成“威脅”,從而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構成根本性的挑戰。而在中方很多人看來,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立起來的話術加劇了中方的疑慮,因此對美鬥爭重新成為關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問題。

我們需要高度重視以上這些現象,因為它們的出現和存在再次印證了中美關係正在發生的演化是戰略性和結構性的,而不僅僅是利益性的,更告訴我們至少在近中期內,在美國大選、全球疫情、中國對外部世界看法和心態變化等因素交錯存在、影響相互疊加的特殊敏感期里,重大事件開始取代自然積累,成為塑造未來兩國關係形態的根本動力,中美關係全面失控的危險着實越來越大。

換言之,無論將來美國的國內政治和對外處境如何變化,美國各界已經做出必須以更明確姿態和更強硬方式應對中國崛起挑戰的選擇。在“昔日好時光”當中能夠對兩國之間的矛盾和分歧自動有效發揮作用的控制閥陸續失效,盤踞在美國決策圈層和立法、輿論陣地的右翼力量有動機有條件炮製重大突發事件,完成由他們主導的對華戰略調整,搭建一個未來美國政府難以突破的對華政策新框架。

中美雙方行棋至此,彼此關係已進入一個對每個具體問題的技術性處理都可能影響全局走向的特殊敏感時期。在業已相當激烈的中美博弈中,受大選選情變化的催化和刺激,美方行棋的節奏可能進一步加快,新的出奇不意之舉會不斷出台,任何可能都更有可能。今後五個月的形勢將十分兇險,而今後五個月里發生的事能否決定2021年及其後的中美關係基本形態,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反應和選擇,自然也對我們的意圖和能力構成空前嚴峻的考驗。

通過真亦假來假亦真的聳人聽聞話術(比如里根時期對“星球大戰計劃”的夸夸其談)和關鍵競爭領域的真實投入(比如“阿波羅登月計劃”),對對手施加心理和現實威懾,迫使競爭對手在提前設定好的軌道里透支和消耗實力,是美國對蘇聯遏制戰略和對俄羅斯削弱戰略的一項重要歷史傳統和現實經驗。如果說在中美關係“美俄化”的過程中,這種歷史傳統和經驗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被複刻,那麼一段時間來異常喧囂的“中國威脅”、“中國挑戰”話語在塑造美國國內對華輿論環境的同時,也在塑造中國國內對美輿論環境,最終塑造的是決策環境。圍剿華為的一系列舉動在打壓中國實際科技競爭力的同時,也是在打壓中國擴大開放的意志和部署,最終想要激發的是雙向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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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選在對華關係方面存在三種不同的前景:一是特朗普連任,略微回調對華政策,局部緊張有所緩和;二是特朗普連任,美國沿着對華強硬路線“一條道走到黑”,將中美關係完全導入機制對抗;三是拜登當選,民主黨重新上台,既適當朝緩和面調整對華政策,又在全球層面致力於修復美國與盟友夥伴的關係和多邊合作空間。如果拜登當選,中美關係呈現緩和趨勢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如果中美關係在此前五個月里變得足夠壞,那麼拜登政府回調對華政策也將極為艱難。

中美關係很重要,不能任由對手塗抹改造。我們應避免完全在對手布設的軌道里行棋,而要爭取更主動的議題設置權和更廣闊的策略施展空間。對手布下的棋子並非所有都必須跟,對於那些挑戰我們核心利益的,我們不得不跟,但跟的節奏可以掌握。對手越是急躁,我們越需冷靜;對手越不專業,我們越要重視操作的專業性;對手越鼓吹競爭對抗,我們越有必要深化對中美關係的全面理解,在加強策略性鬥爭的同時不能沒有挽救中美關係的姿態和舉動。

在日益複雜的形勢下,我們需要用最短時間對前一階段中美關係的螺旋下降做一復盤,思考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多做什麼少做,什麼快做什麼緩行,相應完善對美策略,並且落實到部門責任。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一個為期五個月的對美短期戰略——姑且稱之為“合理反應-普遍適應”戰略。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它的實施成效關係到五個月後我們還會剩下多少規劃更長遠對美政策乃至戰略的選擇餘地和彈性空間,而那個更長遠的戰略應是“積極作為-主動塑造”式的,應能催生協調合作、均衡穩定的關係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