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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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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觀察家批評說,特朗普總統最近在比亞里茨G7峰會上的舉止草率,並且有破壞性。另外一些人則表示,媒體和專家過於關注特朗普個人的荒唐行為、推特和政治把戲。他們爭辯說,從長遠來看,歷史學家只會把這些看成是小過失。更大的問題在於,特朗普出任總統究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折,還是僅僅是一段歷史的小插曲。

當前對特朗普的爭論使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重新被提了出來:重大歷史結果是人類選擇的產物,還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受我們控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帶來的勢不可當的結構性因素使然?

一些分析人士將歷史洪流比作奔騰的大河,河道由氣候、降雨、地質和地形決定,而不是取決於河水所承載的東西。即便如此,人類也不是依附在隨波漂流的木頭上的螞蟻,他們更像在激流中的木筏上,試圖把握方向,避開礁石,有時傾覆,有時則成功地駛向目的地。

了解一個世紀以來領導人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選擇與失敗,能讓我們更好地應對今天面臨的特朗普出任總統的問題。每個時代的領導人都以為自己是在應對獨一無二的變化,但人性是不會改變的。選擇很重要,作為和不作為,都會產生後果。上世紀30年代美國領導人沒有採取行動,促使地球變成了人間煉獄,在美國獨佔核武器的時候美國總統沒有拒絕使用它們,結果也是如此。

這些重大選擇是由情勢決定,還是由個人決定的呢?回想一個世紀前,伍德羅·威爾遜打破傳統,派遣美國軍隊赴歐洲作戰,而另外的領導人當政的話,無論怎樣都會這麼做(比如西奧多·羅斯福)。最大的不同在於,威爾遜的理由是出於道義,但他頑固地堅持要麼完全加入國聯,要麼完全不加入,結果卻適得其反。一些人指責說,正是威爾遜的道義,使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重回孤立主義。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富蘭克林·羅斯福才把美國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使當時掌權的是保守的孤立主義者,這一切也會發生。不過,羅斯福對希特拉威脅的判斷,以及相應的準備,對美國參與歐洲戰事至關重要。

二戰結束後,兩個超級大國的兩極結構奠定了冷戰框架。但如果成為總統的是亨利·華萊士而不是哈里·杜魯門(1944年羅斯福沒有選華萊士做自己的副總統),美國的反應風格和時機也許是不同的。1952年大選後,如果成為總統的是孤立主義者羅伯特·塔夫脫,或者獨斷專行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杜魯門遏制戰略相對順利的整合就會中斷,但杜魯門的繼任者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使這項工作得以延續。

約翰·肯尼迪在避免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發生核戰爭,並在其後簽署第一份核軍備控制協議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他和林登·約翰遜讓美國承受了不必要的、代價高昂的越南戰爭的失敗。到上世紀末,結構性力量導致蘇聯衰敗,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則加快了蘇聯解體的時間。里根的防禦建設和談判技巧,以及老布殊的危機管控本領,都為和平結束冷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換句話說,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技能是很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壞事,因為它意味着不能輕易忽視特朗普的行為。比他的推特更重要的,是他對機構、聯盟和美國軟實力吸引力的削弱。民調顯示,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軟實力下降了。他是70年來首位背離美國二戰後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總統。詹姆斯·馬蒂斯將軍曾擔任特朗普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後來辭職,他最近對這位總統漠視聯盟表示哀嘆。

總統既需要使用硬實力,也需要使用軟實力,要讓它們以互補而不是矛盾的方式結合起來。權謀和組織技能固然必不可少,但培養自我意識和自控能力的情緒智慧,以及讓領導者了解環境變化、因勢利導並相應使用其他技能的情境智慧也同樣重要。而情緒智慧和情境智慧都不是特朗普的強項。

領導力理論家高塔姆·穆昆達指出,經既定政治流程仔細篩選的領導人往往是可預測的,老布殊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未經篩選的人執政表現差異很大。亞伯拉罕·林肯相對來說是未經過篩選的候選人,他也是最好的美國總統之一。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前從未擔任過公職,他的從政背景是紐約房地產業和電視真人秀。事實證明,他能熟練地掌控現代媒體、藐視傳統智慧和進行破壞性的創新。一些人認為這會帶來積極後果,比如對華關係,但也有人仍然心存疑慮。

特朗普的歷史作用也許取決於他是否連任。如果他執政八年,而不是四年,那麼美國的機構、誠信和軟實力很可能受到腐蝕。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的繼任者都得面對一個已經變化的世界,其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策的影響,但同時也是因為世界政治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實力變化,這中間既包括從西方轉向東方(亞洲崛起),也有從政府轉向非政府行為者(由網絡和人工智能賦權)。正如卡爾·馬克思所觀察到的,我們創造歷史,但並不是在我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rump's Effect on US Foreign Policy”(2019)